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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我与萨达特之间将近10年的友善关系在1980的夏天戛然终止，起因是我的员工工作马虎。

在我从大通退休之前，我和比尔•布彻对欧洲各国作了一次全面访问。

这时，我收到了著名埃及银行家穆罕默德•阿布沙迪的消息，说一些美国、欧洲和阿拉伯的投资商正在组建一个银行，准备在中东经营。

他邀请大通在该银行占取5的股份。

该信息说，萨达特知道这个项目，而且还建议大通参加进来。

由于我们正在匆忙旅行的途中，我就让我们的巴黎办事处分析一下该提议，并尽快告诉我他们的意见。

巴黎办事处的结论是，大通的比重太小，在经济上没有意义，对新银行的管理基本或者完全没有控制权，建议予以谢绝。

我和比尔•布彻同意这种分析，便让里奇韦•奈特‐我们在欧洲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叙利亚的前任大使‐与阿布沙迪联系，告知我们的决定。

尽管阿布沙迪的消息说明了萨达特的兴趣，但我并没有直接从他或者萨达特在重要事务上的信使阿什拉夫•戈勃尔大使那里听到。

回想起来，我应该跟戈勃尔核实一下，了解萨达特的兴趣程度，然后再作出决定。

我事后发现，萨达特的确曾经建议大通参加进来，但对我们没有给他打电话就回绝了该提议，感到很不悦。

6个月以后，我尝到了萨达特&ldo;龙颜大怒&rdo;的滋味。

1981年4月，我和比尔•布彻作为我最后一次访问中东来到开罗。

当我们试图预定约会的时候，萨达特莫名其妙地拒绝见我们。

我的老朋友不愿意在我最后一次访问他的国家的时候见我，这令我十分难堪。

于是，我联络了戈勃尔和副总统穆巴拉克。

他们告诉我，萨达特的回绝是大通决定不投资于阿布沙迪项目的直接结果。

作为补救，我在还没有离开开罗的时候给萨达特寄去了一封手写的道歉信，但却没有收到回信。

但是，同年8月，萨达特来美国正式访问。

戈勃尔大使邀请我参加在华盛顿为萨达特举办的特别晚宴。

我欣然接受，并把该邀请看成是一个希望的迹象，尽管我和他只有机会打了个照面。

第二天，萨达特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协会上讲话，我给他作了介绍。

事后，他邀请我坐他的车回埃及使团。

我们在那里私下谈论起阿布沙迪事件，达到了冰释前嫌的目的。

数年以后，我把这个故事告诉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他曾经给萨达特当过几年外交部长。

令我感到宽慰的是，为萨达特不太宽厚胸怀所窘的，我并不是惟一的一个。

加利说，萨达特常常为一些小事情而暴怒，有时会接连几个星期不理睬自己最亲密的同僚。

他说，事实上，他也遇到过这种事。

我与萨达特的调和正是时候。

1981年10月6日，也就是我们的纽约谈话刚刚过去两个月、他发动赎罪日战争正好8周年的时候，萨达特被埃及的一群基要主义军官暗杀。

我和全世界一起为失去一位我由衷敬仰的英雄和朋友而哀悼。

94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哈桑王储

与我建立起亲密关系、其勇气令我十分钦佩的另一位中东领导人是约旦国王侯赛因。

像他们那样经受考验的世界领导人寥寥无几。

他幸免于无数次暗杀企图，有好几次自己亲自与杀手搏斗过，并经历了该地区许多次巨大的政治风暴。

他的祖先是麦加哈希姆君主‐他们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著名的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并肩作战，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

1952年，也就是他16岁那年，在他的祖父阿卜杜拉被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谋杀、他父亲塔拉尔被废黜以后，他登上了约旦国王的王位。

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侯赛因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切，以及为了阿以之间全面解决争端而作出让步的意愿。

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人，是美国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