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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家里人听说我将去电台工作，都吃惊得合不拢嘴。

在这个大杂院里，去电台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

我似乎也成了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父亲脸上有了些喜色，而母亲看我的眼神有了些敬畏。

其实，我不过是一个身份低贱的临时工，每月工资只有100块钱。

为避免观众找不到点歌地点错过财源，在一楼大厅的过道上安了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一块牌子：点歌台。

这便是我的上班地点。

每天，大楼里的人进进出出，这里是必经之道，却从没有人会看我一眼。

对于不点歌的人而言，我只是一个背景，一个道具。

也有人会冷冷地扫我一眼，通常是台里春风得意的女主持人，满眼的不屑和鄙夷。

她们目光如炬，照得人不自觉地要矮三分。

那个冬季，彻骨的寒冷。

坐在大厅里，门大大开着，风&ldo;呼呼&rdo;地往里灌，无遮无拦。

台里给我生了一个铁炉子，却无济于事。

我买了一件铅灰色的棉大衣，从头到脚都罩了起来，还买了一把小水壶，在火上烧开后，冲一杯热茶暖手。

整个冬天，我都瑟缩在这灰色的大衣里，手里可怜兮兮地捧着一杯热水，像足了契诃夫笔下的&ldo;套中人&rdo;。

对于这个世界所给予我的不公，我只有默默承受，因为我并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资本。

电台这个地方，本就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对于我这个来自大杂院的女孩，很多人欲除之而后快，哪怕就是这样一份卑微的工作，亦有人想取而代之。

任何一个人若安心要铲除我，都像摁死一只蚂蚁一般容易。

如果我去和这个世界对抗，就如鸡蛋碰石头，必将头破血流。

我必须小心周旋，曲意承欢，不能得罪任何一个对我有益或有害的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将永远地忍让和妥协，我只是在自己力量尚不强大的情形下，暂时以低调和柔弱的形象出现，但我会在暗中努力，暗中积蓄力量，就如卧薪尝胆的勾践，忍受胯下之辱的韩信，为了日后的辉煌，我必须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必须忍受现实的黑暗。

牙齿比舌头强硬一万倍，可最后牙齿一颗颗掉落了，舌头还完好无损。

笑到最后的人是笑得最好的。

在日记本上，我写道：我必须正式进入电台，不是一名卑微的临时工，而是举足轻重的王牌主持人。

为此，我将忍受一切的冷眼和屈辱！

哪怕别人把我从门里踢出去，我仍将从窗口爬进来，不屈不挠！

认识沈浩，是在红旗厂一位同学家中。

红旗厂原址亦在上海，当年响应&ldo;支援三线建设&rdo;的大潮全厂搬迁至凤凰城郊，大大小小有十几家分厂，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ldo;上海小区&rdo;。

沈浩的父母便是这大潮中的一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像红旗厂这样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相当红火，经济效益颇为可观。

幼年时总听到母亲羡慕地提及红旗厂的职工福利待遇如何丰厚，逢年过节便发带鱼，发螃蟹，发奶糖，发一切这个小城市难得一见的&ldo;奢侈生活用品&rdo;。

而每次随父母去到红旗厂的熟人家中，母亲总要将我梳洗打扮一番，就怕我衣着寒酸在上海人面前丢了面子。

纵是如此，我仍能感觉到母亲的小心奉承和红旗厂人那几乎是不加掩饰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