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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2页）

有两层意思。

前者“实自由于人”

，这人主要指人间的统治者，即人君。

这个“人”

必须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为享受天命眷佑的圣人，不然就不会受到上天眷佑。

后者“人心违之”

这个人，是指被人君统治的众人。

这个“人”

是天下安与不安的根本。

虽云“天命违之，人心去之”

，实则是“人心违之”

从而“天命去之”

。

君主按至公无私的天道行事，则人心顺畅服从，天命便会眷佑，如行事并非至公无私，不合于“天道”

，人心便会违逆甚至反抗，天命也会遗之而去了。

这里所说的天命，不是几近于人心吗？朱棣虽不能摆脱天命说的迷信成分，不能摆脱天人感应的谬误，但他能把人君的治国之道、民众之心的顺逆从违视为天下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无疑应当给予正面的评价。

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话将君主神化，以加强自身的权威。

他声称：“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也。

心在则天在矣。”

然而这一天命说包含着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

既然“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

，既然天道是至公无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无私的而不是别的，从而也不存在什么奉不奉天道了。

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么，在其不公之时便与天不合，“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

的说法便不正确。

这个矛盾是致命的。

每个君主在宣称他与天同心、代表天命时都无法逃过这个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识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骗性。

历代皇朝盛衰的事实教训了统治者，他们不能不承认天命并非始终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们必须对此有所警戒，必须谨慎行事。

永乐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与侍臣讨论元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时，就表述了这种认识。

他说：

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至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