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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2页）

国家既亡，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难道你要整个民族都像日本武士道那样“玉碎”

，都拼死，都遭屠杀，致使种族灭绝？只要不是这样，那么国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赢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彻底沦亡要好。

秦桧与金人签订的“绍兴和议”

，虽是不平等条约，却为南宋争取了二十年的和平，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平心而论，秦桧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人材，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复了战争的创伤，再现北宋时的繁荣景象，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国运基础。

汉奸的大批产生，自然是在外国入侵，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

第一个高潮是宋代，第二个高潮是明末，第三个高潮则是日本入侵。

中国自从出了个秦桧，以后所有的汉奸都相形逊色—不是他们的罪行，而是他们作为汉奸的知名度。

秦桧简直就成了“汉奸”

的代名词，直到再出了个汪精卫。

汪精卫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领导抗战胜利，如果不跟汪划清界限，有损党和领袖的形象。

汪精卫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双方曾为夺取孙中山继承人的位置明争暗斗；抗战八年，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直断断续续。

彻底否定汪精卫，即确定了蒋的合法性及历史上的地位。

从共产党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汪精卫是国民党著名左派，共产党的有力支持者，蒋介石发动“清共”

，汪的武汉国民政府一度站在共产党一边，表示要讨伐蒋介石，后来居然宁汉合流，一致反共。

这种感情上的伤害，已足够符合叛徒定理的条件，而不仅仅是敌友定理了。

及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出的旗号却是“和平、反共、救国”

。

旧恨新仇，集于汪氏一身，何况国民党已给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条可以任意鞭笞的死狗，绝无再为他讲话之理。

从一般民意方面，“汉奸说”

本是中国特产，无论文化传统、历史镜鉴、道德观念、民族情绪，都不会认为汪是一个好东西。

从国际舆论方面，汪属于战败的日本侵略者阵营，从未得到过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承认，到日本对美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已呈败相、日首相近卫向汪表示进一步交还中国（沦陷区）主权的时候，汪居然主动提出向英美宣战，近卫劝都劝不住。

因而在即使民族观念较为豁然大度的西方民主国家眼里，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卫当汉奸的动机

史学家们对汪精卫的汉奸罪认识较为一致，唯在当汉奸的动机上看法各有不同。

一是对权力的追求，即所谓“领袖欲”

；二是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

和软骨症；三是与蒋介石达成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中国无论是胜是败都不至于亡国；四是确信中国打不赢日本，迟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动；五是一贯亲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六是与蒋介石内斗失利，负气出走铸成大错，只好一错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