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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1页）

27．学术建设

皇帝本人偏好考据，重视经学，长期以来，对这一类学术活动给予了提倡。

正是在他的支持之下，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学术活动在乾隆时进入高潮，并在这一活动中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

据说，皇帝所以对考据学者表示重视，肇源于他对程朱理学和理学名臣的厌弃。

清朝初年，清朝政府即将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理；同时，对于理学名臣，也不次擢用，优宠备至。

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的今上，从其幼年开始，即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理学教育。

因此，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理学笃信甚诚，习诵不辍。

他曾说：&ldo;朕自幼读书，研究义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

&rdo;&ldo;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辩之至明。

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

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

&rdo;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学名臣和程朱理学中的一些内容先后成为皇权进一步加强的绊脚石。

这样，在经过百年之久的全盛时期后，理学名臣和程朱理学都遭到了冷遇。

乾隆初年，最高统治集团主要是由标榜理学的雍正旧臣所组成，然而，久而久之，皇帝感到，&ldo;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rdo;。

这样，不少廷臣因为涉嫌党争和标榜理学，先后遭到了皇帝的斥逐和疏远。

皇帝整治朋党之初，尚将程朱理学与理学名臣分而视之，在他看来，虽然理学名臣&ldo;有诚有伪&rdo;，但程朱理学却完全正确。

&ldo;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

&rdo;然而，随着皇帝对宋儒诸书了解的日益全面，他发现，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一些解释和一些程朱理学著作中所阐发的思想，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加强。

为此，继惩治朋党之后，皇帝对程朱理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四月，他在殿试试题中即提出了道学流行后&ldo;大道愈晦&rdo;的看法。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对胡安国生当宋、金对峙之际，传释《春秋》，多以&ldo;复仇&rdo;立说，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发出了&ldo;曲说之离经，甚于曲学之泥经&rdo;的感慨。

后来，干脆又在科举考试中废弃胡安国的《春秋传》：&ldo;嗣后《春秋》题，俱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

&rdo;对于朱熹《名臣言行录》一书，虽然以其为朱熹所作，不能显加指斥，但当发现已致仕的大理寺卿尹嘉铨步其后尘著《本朝名臣言行录》时，皇帝即刻大发雷霆，掀起大狱。

与此同时，皇帝对各起批评理学著作的文字狱案件的处理却明显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