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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页）

台静农先生与郑骞先生虽然也是我的老师一辈，但我却并没有从二位先生受业的幸运和机会。

我是1949年初春在台北认识两位先生的。

1948年秋冬之际，顾先生从我的信中知道我将要跟我先生转由南京经上海赴台湾时，就在回信中向我介绍了他的几位在台湾任教的友人，那就是当时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台静农先生、郑骞先生和李霁野先生。

顾先生在信中还附了几张介绍的名片，嘱咐我到台湾以后一定去拜望他们。

到了台湾后，因为那时我先生的工作地点海军军区在台湾南部高雄附近的左营，离台北相当远，当时台湾南北的交通也远不及现在的方便，所以我到台湾后并没有立即去探望他们。

直到第二年初春，我才借偶然去台北办事的机会，到台湾大学去拜望了他们。

我年轻的时候本来就生性羞怯，当我在台大中文系的办公室，一下子见到了这么多位我一向仰慕的人物，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想来当时的情景一定很尴尬。

不过几位师长们的态度都非常温蔼可亲，郑骞先生马上就问我来台北住在哪里，我说准备住在旅舍。

郑先生马上告诉我说，他现在就住在台大图书馆的楼上，房间很大，而且距离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文学院大楼只有几步路程，热情地邀我到他家里去住。

我的老师顾先生与郑先生是极好的朋友，他们的关系是在师友之间。

当年顾先生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时候，郑先生是听课的学生，但他不是正式受业的学生，那时郑先生已经在中学教过很多年书了。

顾先生不仅在与我谈话中，多次提到过郑先生，而且在他的诗集与词集中，也留下了很多篇写给郑先生的诗词。

所以我与郑先生虽是初次见面，但在心中却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因此就毫不客气地接受了郑先生的邀请，当时就随他到他家里去住了。

那时郑先生家里共有四口人，有他的老母亲、他的夫人，还有一个女儿，名叫秉书。

郑先生全家都对我很好，我以晚辈学生自居，郑先生的母亲我叫太师母，郑先生的夫人我叫师母，郑先生让他的女儿叫我叶大姐，于是我就叫她秉书妹。

这一幕亲和的家庭景象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后来郑师母去世时，我曾写了一副挽联：

萱堂犹健，左女方娇。

我来十四年前，初仰母仪瞻笑语。

潘鬓将衰，庄盆遽鼓。

人去重阳节后，可知夫子倍伤神。

当时我父亲也在台北，我还代我父亲写了一副挽联：

荆布慕平陵，有德曜家风，垂仪百世。

门闾开北海，似康成夫婿，足慰今生。

后来我正式到台大来任教以后，曾经去旁听过郑先生的词选课，每次见到我来听课，郑先生都会在讲课中提到他与我的老师顾先生的一段交谊。

有一次郑先生告诉我，他曾给顾先生拟写了一副挽联：

东坡长山谷九龄，平生风义兼师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