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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2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可以作为表示对婚姻问题的意见的最好的一部小说，这在年轻的较进步的一代中非常风行。

据它说，已经结婚，就不能轻易恋爱和调情了。

不是每一阵热情的进发都可以称为新的爱情的；而所谓爱情常常仅仅是短时间的欲望。

就算它是真的，在这真的爱情加深之前总还有时间来考虑：如果让这爱情成长，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可是说尽管说，做尽管做，确有新的爱情来到了，而且不可避免地来到了的情况；例如，一个女孩子在对方的不断追求下，几乎是违反她自己的意志地结了婚，或者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却结了婚，或者两人中的一个继续向理想进步，而另一个却已经戴破了他的理想的假面具，渐渐耽于市侩的温暖的拖鞋的享乐之中了。

碰到这种情形时，不仅分离不可避免，而且离异了对大家都好。

因为分离而受到的痛苦（这种痛苦对忠诚的人还是有益的）总比不分离而破坏某一方的‐‐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双方的‐‐一生的幸福好得多，也比勉强地生活在一起而让坏结果反映到孩子们身上去好得多。

这些便是俄罗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在文学和实际生活两方面所得出的大体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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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运动的轨迹

父与子、虚无主义运动、民粹主义的悲剧

从50年代开始崛起的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很快在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想领域取代了贵族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

这些新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是与上一代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一代人。

在父辈与子辈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首先是理想主义者与革命实践者之间的矛盾。

父辈们曾经有过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少贵族知识分子在其作品中表现了西方新思想对他们的影响。

他们谴责现存制度，要求改造社会，有些人如赫尔岑、奥加略夫等甚至转到了劳动农民的立场上。

然而，他们却不可能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

贵族等级把他们视为叛逆者，而农民则对他们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农民只要看到宣传新思想的人是身穿德国式服装的贵族，就会本能地把这看成是一个圈套。

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同人民的脱节使他们扮演着&ldo;聪明的废物&rdo;和&ldo;多余的人&rdo;的可怜角色。

赫尔岑曾经绝望地表示：&ldo;我们的情况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的逻辑指明，我们不为人民所需要，我们的事业是一种绝望的折磨。

&rdo;这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是新事物已经产生、旧制度仍在统治的俄国生活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