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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因之，大窑口等于是鸦片的包销店与批发部；4出海取货和持货进口，都由专门走私船&ldo;快蟹&rdo;[2]包办。

这种走私船配有枪炮，不分昼夜来回于趸船及海口之间，如遇水师巡船拦阻，即开火拒捕，且航速极快，为师船所不及。

但通常情况下，大都与师船官兵达成默契，在师船包庇之下，无阻拦地公然走私。

快蟹的数量，在道光十一年时已有一二百只之多。

根据上述各点，可以将伶仃洋走私制度作出图解：可以想象，配备着枪炮的快蟹，在广州与鸦片趸之间，往来穿梭，而毒害健康的鸦片也就由海面至口岸、由口岸至全省，直至穷乡僻壤。

在这个运转过程中，各色人等，包括黄发碧眼的洋人、大腹便便的行商、道貌岸然的官吏、见钱眼开的衙役、兵丁，坐地分赃的土豪劣绅以及山堂香水的会党分子等等都卷入其间，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走私集团。

在这个网络的每条蜘蛛丝上，沾满了各种瘾君子。

对于上述走私网络中的某些具体细节，根据中外记载，可以作些补充：鸦片趸的泊点，常有变动，但大致总以伶仃洋为常泊处所。

停泊点变动情况，在道光十一年时，据上述冯赞勋奏称，泊于&ldo;虎门附近之大鱼山洋面&rdo;。

道光十三年以前，鸦片趸船乃全部泊于伶仃洋，仅于每年四五月（即阳历五六月）间移泊急水门。

九月（即阳历十月）驶返伶仃洋。

道光十三年，夷人发现金星门泊船更为安全，是年即&ldo;由急水门改泊金星门[3]道光十四年，&ldo;终岁在伶仃洋及大屿山等处停泊[4]道光十七年&ldo;货船趸船遂于每年南风特旺之时，驶入金星门内洋停泊[5]十八年仍在&ldo;新安县之伶仃洋，该洋由澳门远望可见[6]但&ldo;每觇风势顺道，于伶仃附近之九州、鸡颈、潭仔、尖沙嘴等处洋面，徙泊靡常[7]由此可知，鸦片趸以泊于伶仃洋为基本泊所，但在南风到来时常泊于急水门、金星门内洋。

泊点的变动不是往外洋移动，而是往内洋移动，这表明鸦片走私是公开性质的，并非秘密交易。

鸦片运到趸船的办法，并不是由一般货船装运，而是由专运鸦片的船只装运。

约翰&iddot;菲力普所写的《有关中国与东方贸易的专题论文》说：&ldo;在最近五六年内，在加尔各答新造了几艘很好的船，特别为了载运鸦片至中国，航行颇为迅速。

&rdo;贝西尔&iddot;罗卜克说：鸦片舰队，在它存在的短短的二十五年之间，总计起来不超过一百艘，分为三类，即飞剪船（clippers）、沿海航船（asters）、与趸船（receiagships）。

飞剪船是一种构造特殊的船，可以迎着季候风前进。

它们从孟买和加尔各答载运鸦片经新加坡到珠江与香港；回程载运白银；有时携带些高级的中国货物。

在早期，飞剪船把载运的出口货送到泊于澳门海外伶仃岛和金星门等处的趸船上，但自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为它经常卸货的口岸了[8]可知飞剪船是负责装运鸦片到趸船上去的专运船。

另外，飞剪船也有将鸦片从趸船装到其他口岸的任务，据亨德说：那时我们公司有一只波士斯飞箭快船，名叫&ldo;玫瑰号&rdo;，这只船在1837年正要将我们公司在广州卖妥的一批鸦片运到南澳交货，&ldo;另外还带去若干箱鸦片试卖。

整船的货量差不多有300箱，以广州估价计30万元。

&rdo;[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