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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明良论》之四，主张朝廷给臣下以&ldo;重权&rdo;，才能使君臣共图千秋大业。

他认为皇帝管臣子应只问其治理的效果，而不必计较他们用什么方法治理，即乾纲独断，&ldo;总其大端而已&rdo;；内外大臣有了必要的权力才能保障有效的管理。

&ldo;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rdo;。

为此，他建议朝廷应仿效古代之法，改变以往&ldo;一切琐碎牵制之术&rdo;。

应该&ldo;删弃文法，捐除科条，裁损吏议，亲总其大纲大纪，以进退一世，而又命大臣以所当为，端群臣以所当从&rdo;，才能&ldo;救今日束缚之病&rdo;。

他指出：用古法矫枉而不过正，没有弊端，&ldo;奈之何不思更法，琐琐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陊也？&rdo;一言以蔽之，他把清明良好政治的出现，寄希望于&ldo;更法&rdo;，认为改革不合理的制度，&ldo;则万世屹立不败之谋，实定于此&rdo;。

《明良论》作为龚自珍以经世家姿态援古论今的最初尝试，奠定了他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革之方的基本思路。

自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到道光十三年（1833）42岁以前，接连写下了《乙丙之际箸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西域置行省议》、《五经大义始终答问》、《大誓答问》、《农宗》及《农宗答问》等百数十篇散文，有的直接议论政情政局，揭露封建衰世和抨击社会贫富不齐，批判官僚体制的弊病；有的以论学形式论政，倡言更法，阐发&ldo;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rdo;的思想。

其中《农宗》篇则表达了他对未来社会的设计方案，成为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到近代转型时期中的第一个乌托邦方案。

《农宗篇》阐述的主张，是以宗法血缘关系来重新组合一个新的社会结构。

其办法是把全社会的人群按宗法制度划分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

大宗有田百亩，以闲民五人为大宗佃种土地；小宗、群宗有田25亩，以闲民一人为之佃耕，使之形成&ldo;宗能收族，族能敬宗&rdo;的和谐社会机制[21]他并希望在这种社会体制下发展竞争，积累私有财产，因而不主张限田。

他说：&ldo;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乌得而限之？&rdo;&ldo;三代之季，化家为国之主，由广田以起也&rdo;。

[22]有人问：既立农宗，又不限田，如此天下将乱，则如何？他回答说：&ldo;此亡国之所惧也，兴王之所资也。

&rdo;并援引孟子所说&ldo;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

沛然德教，溢于四海[23]来证明不限田之可行。

意思是说，不限田说引起的分化和天下大乱，不须害怕。

只有亡国之君才怕天下大乱，企图有所作为的君王正好利用它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因为孟子说过，为政之道只要不得罪于巨室（即他所设计的大宗），凡是有势力的家族所追求的，必然会使一国之人学习而追求，一国所追求的，天下也会跟着追求。

这是一种真正有影响的德化教育。

显然，龚自珍的社会改造方案仍脱不了类似三代之治农村公社的空想，但他主张在这个未来社会中，既按规定分配一定数额的土地，又放手让各宗之间展开竞争，不怕土地发生再分配，不怕引起分化而出现乱世。

这种貌似矛盾实质包含着要求发展私有财富的思辨，正是当时社会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因为大家过着统一模式的经济生活，必然会丧失进取和缺乏生机。

鼓励追求，人人追求，不一定会引起大乱，财富的总量也不会减少只会加增。

这种辩证的看法，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社会发展的脉搏。

中国社会不是需要田园牧歌式的经济体制，而是需要通过竞争发展资本主义。

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历时二百多年之久而无法形成参天大树的清代中后期的龚自珍，不能不为之触动和思考，正如他在《农宗篇》开首所说，这是他&ldo;渊渊夜思&rdo;的结果。

说他讴歌资本主义，那么他的思想明显是为补封建制度的缺陷，他是个补天派；说他是维护封建制度，那么他的社会设计方案中，明显地流露了要求自由竞争、发家致富的思想。

这就是新旧交替时代，处在两种社会制度交叉点上的一个地主阶级改革家的矛盾惶遽的心态。

他是带着时代特征给予那时的思想家以特有的两重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对旧事物的无情批判和对新事物的朦胧希望，使龚自珍的思想在当时都门士大夫和后来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他那尖锐深刻的政论性散文，连同充满激情、关注民生的大量诗词，一反乾嘉以来流行于文坛中脱离现实、追求格律神韵的文诗风格，把时人的视野引向探究时弊和关注政治的方面，开了风气之先，影响了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思想界，并为尔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的生成，尽了前驱的作用。

尽管龚自珍有报国之心，所提的改革主张都渊源于古已有之的典章制度，然而人微言轻，在因循苟且的衰世，根本不受朝廷的注意，更谈不上采纳。

30岁那年，他向房师、时任吐鲁番领队大臣的觉罗宝兴上书，详论天山南路的地理形势及加强屯戍的重要，主张善待当地回族人民，加强汉回亲睦，并将所撰《西域置行省议》的抄本附呈，结果这些建议都被搁置。

道光九年（1829）38岁，又上书大学士，&ldo;言内阁故事当循者有六事，寝不行&rdo;。

41岁时，大学士富俊五度拜访，向他求教兴革之策，他&ldo;手陈当世急务八条&rdo;。

当富俊读到其中汰冗滥一条时，便面有难色，认为难以实行，建议终不得采用。

道光十八年47岁时，他向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堂官上书言事，详论礼部四司政体何者宜沿，何者宜革，洋洋三千言，结果又未被采纳。

真是纵有满腹古方，无权无势复无用；空怀一腔热血，有情有义竟难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