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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2页）

明与后金攻守易位就是这种物质条件变化所决定的。

萨尔浒战前，努尔哈赤的八旗兵近六万多人，其中精兵约占三万左右。

大战中得到明军盔甲、战马，武装了各个部落，增加了两万多兵员。

还从乌拉、东海等部所得到的兵员增加三万人，李永芳的降卒和战场上收留明军的家丁近万人。

因此，战后努尔哈赤统兵已经十万多人了[38]。

同时，八旗兵的武器也占明显的优势。

他们从明军手中夺来大批的弓、刀、枪、炮。

同时毁改粗铁为精铁，使刀能断铁，矢能透甲[39]。

在辽东，努尔哈赤的八旗兵，除火器没有占优势以外，军兵数目和一般武器都占了优势。

努尔哈赤的军事优势，不仅表现在实战方面，也表现在智取方面。

他以&ldo;最工间牒&rdo;著称，这个战线的开辟，使明军更加被动。

努尔哈赤充分利用汉族人的有利条件，由降将李永芳参与谋划，派出的人员有的扮成贩卖油、柴的小商小贩，游食、僧道和百工技艺等。

有的混入明朝的军队中。

活动范围除了辽东各城以外，北京、南京、山西、陕西、登州、天津、苏州、杭州，几乎无所不到。

有的为努尔哈赤贩运货物、粮食、硝磺，还顺便刺探各城的兵马数目。

甚至将北京、南京、山西、陕西的地图，有关要塞、关隘都描绘下来。

有的把明朝的运货船只，运官姓名，都详细写明，上报给努尔哈赤[40]，使努尔哈赤情况明，胆子大，是防是攻，得心应手。

比如，萨尔浒战后，明廷企图重整旗鼓再战，后来因为筹饷无源，军心不固，武器缺乏，无法组成战斗劲旅，不得不放弃征剿计划[41]。

然而，明廷内部的预计也被努尔哈赤知道了。

他在明军可能经过的道路上，都设险防守，前后防御四十多天，见明兵不能再来，才撤兵归寨[42]。

三月初，萨尔浒大战刚刚结束，六月，努尔哈赤就挥军攻破了开原;七月，占据铁岭;八月，扫平北关。

兵锋所至，有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可见，造成如此形势是与努尔哈赤实行强攻与智取相结合的战术有关系。

萨尔浒战后，在辽河东西，明与后金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战前，后金东有朝鲜王朝，北有叶赫部，西南有开原重镇，四周逼困，仅东北一角可以畅通无阻。

战后，朝鲜王朝与北关叶赫部虽然内心倾向明朝，而慑于努尔哈赤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在明与后金中间，持一定程度的观望态度。

这样，努尔哈赤等后金奴隶主阶级的手脚就更便于施展了。

尤其是经过实战较量，努尔哈赤摸清了明军的实力，内心无所畏惧，所以用兵频繁，出入无常[43]。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六月初十日，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四万大军，从靖安堡深入明边内，向开原进发。

时值天雨纷纷，道路泥泞，河水上涨，行军十分不便。

为了躲避雨淋，又不走漏消息，努尔哈赤佯令军士向沈阳地界进发，派小股兵力掠沈阳以东村民，以分散明军的注意力。

同时，派人测量开原河水深浅，是否可渡?虽然如此小心，后金想夺取开原的意图，还是被北关锦台什、布扬古探知，他们秘密派人到开原报告。

开原城守推官郑之范，不但不予重视，还以消息不实为借口，鞭打了叶赫部的使臣[44]。

这就给努尔哈赤夺取开原提供了机会。

努尔哈赤得知开原无雨，便急转马头，挥军直逼开原城，六月十五日深夜，后金兵临城下。

总兵官马林为了守卫开原，从五月间就报告抚院大人，希望依靠西部蒙古宰赛、煖兔侄叔的二十四营兵力协助，为此明使往返多次进行交涉。

实际上，宰、煖各部不仅无意帮助明军，反而为努尔哈赤所收买，与马林假意周旋，递送明军的情报，配合努尔哈赤进兵。

马林不明真象，又不听抚院大人的劝阻，以与蒙古新盟为持，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竟不积极设防。

其他的守城官员如副将于化龙，监军道推官郑之范，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备官何懋官等，都驻在城中，无人负责城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