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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如果我们没错过（第2页）

字眼的留言被故意删除。

我劝大兰分手，大兰挣扎一番，还是没分，几天后又笑嘻嘻地在电话里跟男友发嗲。

夏天再次来临，我开始厌倦这里，小公司已没什么可学，我渴望去大公司历练，我丢下正在进行的项目，打电话裸辞工作，女经理气炸了，在公司当众骂我。

家人得知我失业，急了，他们当初就反对我进京，现在更有了理由。

表姐的公公是北京人，介绍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给我，我赴约，接待者是个大肚子男人，他趾高气扬地说：“你是××介绍来的吧？下周来上班吧，每月薪水两千三，如果做得好，我会给红包。”

我出门就把这家公司忘了。

此举招致大祸，家人与我彻底决裂，两月不接我电话，我当时兜里只剩几百元钱，交完房租就得借钱吃饭。

祸不单行，和我合住的克开始有所变化，记不清何时开始，他看我的眼神开始有点儿烦，只要我开口说话，他便冷嘲热讽，我不明所以，约他谈，他说想一个人住。

这话一出，我的心就碎了，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捅我一刀，我说我找到新工作后立刻搬走。

因为缺钱，我把积攒多年的摇滚DVD变卖了。

我挣扎了一夜，还是卖了。

网上登出消息，接到电话，见面，对方是个开名车的富二代，我受邀坐进他的名车，接过一支名牌香烟，听着他说：“其实你这些盘我大部分都有，就是缺那张九寸钉的演唱会，这玩意儿现在不好找了。”

地铁站，我目送名车远去，开始恨自己喜欢了十年的音乐，觉得它不过是富人的玩物、穷人的辛酸。

那是我来京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众叛亲离，身无分文，几乎一阵风就能把我掀翻在路边。

那段时间也成就了两个人，一个是来京借给我一千元的高老师，高老师这份恩情比天大；一个是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我电话聊天的黄小夜，时隔三年，我再次爱上一个姑娘。

很快，新工作落实，我离开了中滩村，扬言五年之内不见克。

3。

灯市口的好滋大厦，整栋楼都在办公，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青壮男女。

六楼东面是我的新东家，新东家西面是一家保险公司，内有数不清的办公桌和更数不清的座机电话。

保险公司的孩子们大多是烟民，无论男女，定时去楼道吞云吐雾，且每两个月换一批新面孔，一问，原来的人离职了，去了哪儿，不知道。

被问者苦涩地说：“保险公司不都这样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说不定下个月我也消失了。

离开保险公司是好事，至少证明人家进步了。”

新东家招兵买马，很快也人满为患，我把正在找工作的大兰拉过来“落草”

，她在我跑掉不久也离开了那家公关公司。

当然大兰不是电话裸辞，是人道、和谐地离开，离开时也没忘和外地男友正式“古德拜”

。

我的老板是个白面、微胖的宝岛奸商，他将活动项目交给我和一名广西女生打理，于是有幸去异国他乡公费爽了一周。

我在马来西亚云顶给大兰买了个布袋子。

大兰没良心，拿着我的布袋子，转眼就在网上找了个其貌不扬的新男友。

回国的飞机上，我们在睡梦中惊醒，机身剧烈颤动，播报员提示大家镇静，说飞机遇上强气流。

我吓蒙了，双腿肌肉紧绷，算算时间应该在海上，如果是陆地能迫降，海上就是抱团死。

凌晨四点钟出了机场，到处是参加奥运的各国代表团，我坐大巴回城，天亮时，北京站下起小雨，我看着眼前的一切，仿佛做了场梦。

奸商拖欠比赛奖金，很多东北赛区家长来算后账，奸商跑到珠海小三家躲起来。

两月工资忘发，公司谣言四起，年轻人不干了，要搬走办公室的电脑和仪器，奸商听到消息后，急忙让北京的朋友给大家发薪水，大家一哄而散。

一个电话打来，是著名酒企“粮王”

的运营商，我不喝白酒，但机会难得，于是在冬日加盟，然后一做就是三年。

后来，灯市口的同事兼好友张大琳告诉我，奸商被抓了，他在南方继续做少儿艺术赛事活动，蛊惑大陆学生去台北参赛，学生家长至台北后抱怨住宿条件，怀疑自己受骗，当即报警。

张大琳传来图片，奸商双手用上衣裹着，跟着警察向电梯走去。

他因伪造文书罪被判了缓刑，后改了个名字打算东山再起。

尽管遇人不淑，可那段日子却是我来京后最美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