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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二十八年，相当于1939年，那年气候反常，黄河泛滥决口，到处都有怪事。

成群的蝗虫飞进城里，远看如同一朵朵黑云，铺了天盖了地，把太阳都遮住了，见了人也不躲，直接往身上撞，天上地下到处都是，一抬脚就能踩死好几只，估计是打山东、河南那边飞过来的。

黄河流域的蝗灾自古不绝，很多地方为了避免蝗灾保住庄稼，还特地盖了“蚂蚱庙”

，里边供上“蚂蚱神”

，历来香火不断。

可那是在乡下，这种情况在城里太少见了，平时家里的孩子出去逮蚂蚱，一天下来捉上半口袋那就不少了，哪见过这种阵势？有些好事儿的，专门拿麻袋捉蝗虫，根本不用费劲，站到街上随手一兜就是半麻袋，捉完放油锅里炸了，一碗一碗地卖，也不贵，俩大子儿一碗。

也真有胆大的人敢吃，别说味道还挺不错，炸得又酥又脆，公的肉嫩母的子满，嚼在嘴里满口留香。

穷老百姓肚子里油水少，平常见不着什么荤腥，所以这东西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掏几个大子儿买上两碗当零嘴儿，也算是解了馋。

除了成群的蝗虫遮天蔽日，反常之事还有不少，比如黄鼠狼子搬家。

有居民赶早出去，天蒙蒙亮的时候打开门一看，大马路上跑的全是黄鼠狼子，有大有小，神色慌张，净是一家子一家子的。

过去那会儿城里的黄鼠狼子不少，可这东西知道躲人，偶尔才能看见一只两只，从未有过成群结队的，看见人也不知道避让，直着眼满处乱窜。

你瞧它，它也瞧你，最后拿眼睛一看你，它走了，就跟没事儿人似的，等天光大亮之后就逃得没影儿了。

人们议论纷纷，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怕是要出什么大事。

随后开始下暴雨，那真叫瓢泼大雨，密得看不出雨丝，直接从天上砸下来，下到地上起白烟儿。

街上行人稀少，没有天大的事谁也不赶这日子口上出去，各家买卖也都关了门闭了户，窝在家里头不做生意了。

有钱人家还好说，家里存了米面油盐，吃什么有什么，个把月不出门也断不了粮。

看天儿吃饭的穷人可崴了，每天都得出去挣嚼谷儿喂肚子，出不了门只得瞪眼挨饿。

即使顶风冒雨出去了，也没有活儿干挣不到钱。

崔老道那会儿租住在南市的一条胡同里，也是个大杂院，从里到外好几十户人家。

崔老道对门这户，是以拉洋车糊口，洋车也有叫黄包车的，一个地方一个叫法，木头车身，胶皮轮带，天津人称之为“胶皮”

。

这个拉洋车的又膀又壮、高高大大，长得也挺黑，大伙儿给起了个外号叫铁柱子。

为人老实本分，什么手艺也没有，但是人长得五大三粗，有膀子力气，只能靠卖力气吃饭，想凑钱买洋车可买不起，只得到车场子里赁一辆，按天给车份儿钱，剩下的才是自己赚的。

要说这拉洋车也能挣钱，干哪一行都有机灵的，那些会拉车的车夫，将洋车收拾得干干净净，用个小垫子铺好了，让人坐上去不硬不凉。

自己穿得也利索，专门儿到车站、码头或者大饭庄子门口等客。

眼神儿活泛，一般的人他不拉，喊他都不理你，假装听不见，知道你没什么钱，只拣看上去有钱的主儿；或者拉那些刚打乡下进城，不熟悉道路的老客。

有钱的高兴了往往多赏几个，要的是这个排场。

过去讲究的洋车都带脚铃，擦得锃光瓦亮，摇晃起来“当啷啷”

脆响。

这脚铃可不是拉车的用，是给坐车的预备的，一般就是一辆车一个脚铃，讲究点儿的一辆车安俩，一脚踩一个，再讲究的安仨，一脚踩一个，手里的文明棍儿杵一个，一路走一路踩脚铃，叮叮当当招摇过市。

这一趟车坐下来，比拉车的都累，那也高兴，就为了显示派头儿。

除了这种人，还愿意拉外乡老客，初到天津城两眼一抹黑，哪儿也不认识哪儿，要多少他就得给多少，过桥都能卖他个桥票。

这一天下来连油灯都不用带，到了饭口就收车，挣上三四块现大洋，交给车场子一块，自己还能落下不少。

拉车有拉车的门道，首先说技术得好，抄起车把得是阴阳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这样既容易转弯，也不容易翻车。

拉起车来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嘴勤会说话，见人下菜碟儿，把坐车的主儿说美了，明明是五毛钱的路，能要出一块五来。

天天在路上跑，万一赶寸了撞上人，几句话就能把事儿平了，这都是本事。

可这几样本事铁柱子身上是一门没有，就是个榆木疙瘩脑袋、闷葫芦嘴，而且他赁来的这辆车也是破破烂烂，车把断了一根还是拿条扁担续上的，成天拉着车满城傻跑就是不上座儿，交车份儿钱都费劲儿，更别说挣钱了。

家里老爹老娘都上了年岁，就指着他一个人挣钱吃饭，穷得不像样。

本来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次又赶上连雨天，出不了车就没饭吃，铁柱子的老爹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出气多进气少，这人眼瞅要完。

穷人家没有钱请大夫，铁柱子只得请土郎中过来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