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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2页）

现在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但我曾与人交流，发现当时有过与我同样闪念的大有人在。

我对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悦诚服的成分。

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发表谈话传抄出来，不胫而走，我读后真心折服于他的天才。

尤其是他抨击现行教育制度摧残人才的谈话，何其痛快淋漓，简直像是说出了我们这些受压抑学生的心声。

因此，虽然我对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强迫自己从正面理解和适应。

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醒目口号，例如&ldo;触及灵魂的革命&rdo;，&ldo;在大风大浪中前进&rdo;，&ldo;关心国家大事&rdo;，在我这个小资眼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也诱使我努力顺应这场运动。

我感觉到了理解和适应的困难，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进程必然会不断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这样思想一贯偏右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我必须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右的倾向保持警惕。

于是，在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关于当前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我特别强调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危险始终是右倾。

我心里清楚，这个论点丝毫没有某种政治分析作为根据，其实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隐晦表达而已。

那时已有许多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和抄写这张大字报，并在上面写满了赞同的批语。

我还写过一张题为《造反有理，夺权有理》的大字报，时间大约在1966年九、十月间，由于开头引用了从民间小报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话，结果整篇文章被误传成了《朱德同志讲话》。

不久后，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延安、成都都收到过这个标题的传单，内容正是我的大字报。

我忘了具体写些什么了，大约不外是说夺权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罢，是逻辑上的推演。

我在文革中写大字报很少，这是主要的两张，都是所谓理论思考，虽然没有伤害具体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风点火的坏作用。

现在我提及这一点倒不是要忏悔，而是想说明当时的总体氛围，我不属于极少数能够超越这种氛围的先知先觉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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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校门外的世界周国平

在运动初期，哲学系的情形比较特殊。

全校和各系的当权派都相继垮台了，阵势大乱但显得比较有生气，唯独在哲学系，由于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左派，原来的当权派仍基本控制着局面，反倒显得沉闷。

系里要求全体学生以班组为单位，坐下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

由于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这给了若干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干部发难的人以机会，他们便以一贯正确的左派自居。

我们被关在宿舍里，人人必须对年级里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表态。

原来的班干部，尤其是那位班长，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检查。

听着人们没完没了地唠叨鸡毛蒜皮的陈年琐事，一方恬不知耻地夸为光荣历史，另一方痛心疾首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我感到荒谬和愤懑，只能以沉默抗议。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校园一角，外面的世界生气勃勃，越发衬托出寝室里的死气沉沉。

左派们频频使用当时社论中的用语，命令每个人&ldo;触及灵魂&rdo;，我在笔记本上恨恨地写道：&ldo;你们的灵魂当然不必触及，也无法触及，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灵魂。

&rdo;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这些人又率先给自己套上红袖章，神气活现，所做的事却仍是关起门来纠缠班级破事。

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搅乱哲学系》的梯形诗，抄成大字报贴出来，讽刺哲学系的红卫兵不过是戴着红袖章的小老头，呼吁打破班级界限，到社会的大风大浪中去。

贴出不一会儿，上面就写满了批语，指责我形左实右、仇恨红卫兵等等，宣布要和我辩论到底。

我再贴出一首诗，满意地赞许：&ldo;瞧这群激动的小老头，现在总算有了一点儿生气。

&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