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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1页）

除了用&ldo;寇劫&rdo;、&ldo;真昏&rdo;来形容周作人外，鲁迅没有使用过攻击的文字，倒是对二弟充满了关注和一定程度的理解。

1934年1月15日，恰逢周作人50生辰，周作人先后写过两首&ldo;牛山体&rdo;打油诗。

其一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打油诗写得确是好，是周作人心灵的幽默的复写。

这样的诗，比起正襟危坐者，要多几许味道，或可让人更深地体味他的境界。

此诗发表后，北京许多文人与之唱和，一时间好不热闹。

钱玄同、林语堂、胡适、蔡元培等人，在和诗中表现了对周作人世界的深切理解。

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现象界中的无奈、机智、幽默的情调，都在一唱一和中散发出来，读了不禁令人长叹。

但周作人的打油诗，却招致了左翼作家如胡风、廖沫沙等人尖锐的批评。

批评者的意见，无非是周作人精神堕落，逃避现实，等等。

应当说，左翼作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因为知识结构之不同，对周作人心灵深处的东西，缺少了解，所以对其中苦味，并不能一一察明。

倒是鲁迅，从周作人的打油诗中，看到了他内心的难言之苦。

在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说道：&ldo;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

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rdo;不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也谈及此事，云：&ldo;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rdo;这是很公正的评价，可以说，是读出了周作人骨髓里的东西。

鲁迅尽管对二弟的人生状态有不满的地方，但对其身上可贵的东西，学识的境界，是理解、甚至同情的。

倘若是对其他一些名士派的作品，鲁迅的批评可能更重一些，但对二弟，毕竟有骨肉之情，且对其思想的深层隐喻，理解颇深，故态度便显得与众不同。

其实鲁迅是一直关注二弟的。

他担心政局的恶化，会使周作人陷入尴尬的境地里，所以在对三弟建人的谈吐中，不止一次地讲起这种忧虑。

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致周作人的信中曾说：

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登一篇他的谈话，内有&ldo;我的兄弟是猪&rdo;一语，其实并没有说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

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

有一回说及你曾送&tis;&tis;&tis;之子赴日本之事，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

又谓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一段文章为例）。

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

但对于你前次趁（赴）日本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他的谈话则不以为然。

总起来说，他离开北平以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偶然谈起，便说明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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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研究者，每每谈及此事，均为鲁迅的情怀所感动。

不知周作人当年看到信时，作何感想?他晚年认真写鲁迅史料的文字，恐怕亦有追思感怀之处吧?鲁迅与周作人彼此对对方不同的态度，今天想来，令人感慨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