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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2页）

鲁迅是越人，故乡也有&ldo;雪耻&rdo;的传统，加之留学生中又流行&ldo;排满兴汉&rdo;情绪，他萌生出复仇意识也是必然的。

&ldo;我以我血荐轩辕&rdo;，很有血腥之味。

早期光复会成员，&ldo;尚武&rdo;之风盛行，以此而立复仇之志，这是时代的风尚。

而留学生中，又流行&ldo;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rdo;的风气，文章要&ldo;激昂慷慨，顿挫抑扬&rdo;，所以文风有怒气，是必然的。

但鲁迅的作文，并不做作，是自然喷吐的，我说他有尚武的因素，旨在提及社会背景的作用。

实际上，鲁迅与其他革命党人，是有明显区别的，至少诗中的沉郁之气，是他气质与早期记忆的外化，外人故作深沉，是学不来的。

鲁迅本人对留日生活的描写不太多，只是在创作时偶尔回首一望，并不耽于回忆的美味中。

这与周作人是不同的。

1902年至1906年，鲁迅的活动多记于好友许寿裳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

周作人的回忆录，则记1906年之后的事情。

所以，这是了解他那时活动的权威性资料了。

我翻阅这些书，总觉得鲁迅那时很激进，且又外表沉稳，不像文献所载的那些学生那么外向。

他大抵属于思考型的人，直接的社会活动并不多。

然而有几件事很值得一提，一是他加入了光复会，二是参加了文化译介工作。

关于入光复会，后人回忆多有不同，可我觉得，他并不很激进，如他所说不是振臂一挥的英雄。

但心里照例还是充满殉道感的。

这说明他在思想上，与孙中山的排满意识很是一致。

那时的光复会，是松散的组织，鲁迅究竟参加了多少活动，亦未可知。

但有一件事，却是被后人记录了下来，这便是为《浙江潮》撰文。

许寿裳回忆说：

一九○二年春，章太炎先生避地东京，和中山先生会见，英杰定交，同谋革命，同时发起&ldo;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rdo;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沉痛。

有云：&ldo;……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rdo;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前辈的莫大的影响。

翌年，章先生在沪，又和同志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上发表，后来竟成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

章先生和邹容虽因此而入狱，然而革命党的声气从此大盛，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俨然成了敌国之势。

这时候，东京方面，杂志云起，《浙江潮》也出世了。

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

起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二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