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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2页）

因为无法在全国建立细化的有效的财政体系，皇帝们只能寄希望于官员们的道德情操过硬，准确把握这个收取陋规的&ldo;度&rdo;。

一般来说，官员收多少陋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这些钱花到哪儿去了。

如果都花到公用开支和必要的生活开支中，那么他们就不被指摘。

稍有所取，使自己日子过得更滋润一些，也很容易被上上下下所理解。

这在康熙皇帝对近侍所说的话中表现得很清楚：&ldo;身为大臣，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若必分毫取给于家中，势亦有所不能。

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

&rdo;只有过于贪婪，才会被人批评。

七

问题是，良心不可依恃，贪婪是人的本性。

&ldo;陋规&rdo;给贪腐带来了极大方便。

而腐败如同洪水猛兽，只要一开口子，必然愈演愈烈。

我们在史料中看到康熙年间和雍正初年的陋规数目，一般都十分惊人。

如前所述，康熙末年，江西巡抚衙门的陋规数达七万四千四百两。

而据雍正初年山东巡抚黄炳奏报，当地巡抚衙门每年接受的规礼达十一万余两。

而河南巡抚则奏报：&ldo;一年所有各项陋例，不下二十万两。

&rdo;

相对于上面估计的雍正年间一位巡抚的实际年支出是八千到二万两，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的默许下，官员们会超越&ldo;合理&rdo;限度多远。

所以雍正皇帝进行的&ldo;耗羡归公&rdo;和&ldo;养廉银&rdo;改革就显得无比英明。

他以公开的&ldo;养廉银&rdo;来补足地方官员开支的需要。

此后，总督最大的一笔固定收入是养廉银。

养廉银制度使得官员的俸禄比以前大为增加，禁革陋规在此基本上渐次展开，成效显著，吏治为之一清。

可是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不长时间，乾隆中期之后，陋规又死灰复燃。

这首先是由于&ldo;养廉银&rdo;的数额远远少于&ldo;陋规&rdo;。

雍乾之际历任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吏的孙嘉淦就说，养廉不及火耗之&ldo;少半&rdo;，官员们尽管表面上薪给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实际上收入却锐减。

在官员心底对陋规势必念念不忘。

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后，清代物价大幅上涨，&ldo;雍正时期和乾隆末嘉庆初的价格差异巨大，根据整个十八世纪官员的零星记录，王业键估算出这一时期物价差不多增长了三倍。

&rdo;于是陋规制度不可避免地复活了。

&ldo;当大员们发现自己实际的收入在减少，他们就开始将开销重担转嫁到属下身上，如同火耗归公前一样，公差官员开始责令他们路经地界的官员供应食物、炭薪、仆人、车马、宴请以及规礼。

&rdo;到了嘉庆以后，各种陋规全面复活，数量上则比改革以前还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