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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2页）

三、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除记忆差错外，事实本身没有出入，没有涉及到邓小平同志和他们谈到的有关同王、江、张、姚斗争的事情。

四、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保护了政研室内外同&ldo;四人帮&rdo;作过斗争的许多同志。

五、七位负责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工作中议论的有关&ldo;四人帮&rdo;的事情，都没有互相揭发。

六、六位负责同志对胡乔木作了揭发批判，但是，胡乔木同志对他们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

这些情况说明，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坚持了中央四号、五号文件的精神，抵制了&ldo;四人帮&rdo;的另搞一套；在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ldo;四人帮&rdo;压垮；&ldo;四人帮&rdo;竭力要从他们那里压出最需要的材料，用来打倒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也要指出，七位负责同志在揭发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话。

有些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有些上纲出了格；在这一方面，胡乔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很明显。

对于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为鉴戒。

7最后一次检查

10月6日，这时&ot;四人帮&ot;印的批&ot;三株大毒草&ot;的小册子七八千万册已发全国，政研室开我的批判会，实际上这是最后一次批邓力群的会。

批判中我先交代。

朱佳木听了以后颇为感动，说，听了邓力群的交代，感觉邓力群在控诉，不是在揭发交代。

我回忆一下，那次检查交代，是这个意思。

我说，&ldo;文化大革命&rdo;前，犯了一个大错误，帮助刘少奇重新出版《论修养》。

虽然不是由我决定的，但是，如果那时我消极一点，就可能出不成。

我当时做的工作最多，也最积极。

为什么有这样的积极性呢？就是&ldo;大跃进&rdo;时期，看到听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实行错误的政策，采取错误的方法，使得我们的人民受到危害。

有些事情惊心动魄。

没有想到，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经过共产党员的手，使我们人民受到危害。

这在我一生中感受最深。

开始不知道，后来揭发信阳事件，青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非常震惊。

由此产生强烈的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真正按党员标准办事。

纠正各种旧社会带来的东西，很需要我们的党员从沉痛的事实中得到教训，应该学习《论修养》。

有这种强烈的愿望。

&ldo;文革&rdo;快结束了，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写了《论总纲》。

为什么会写这么个《论总纲》呢？我很积极，很认真，我接受任务以后，恰好看了邓小平的大寨讲话，看到邓小平同江青的争论，针锋相对，面对面的作斗争，前面一段讲了形势大好，形势逼人，大好，即近半年来各方面的工作有起色，逼人呢？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严重的任务，估计国际形势，有五年或更多的时间不会打仗，我们就要在这几年里努力。

由此我讲到，在60年代，我们科技同外国差距不大（现在看来对我国估计高了），经济发展，差距还在缩小，&ot;文化大革命&ot;又拉大了差距。

有一件事使我吃惊，那个时候，台湾一个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我们大陆的贸易总额。

后来我又讲到，我青年时来北京上学，遇到&ot;九一八&ot;事变，日本占了东三省。

身受日本侵略的欺负，中华民族如果经济上老落后，非挨打不可。

现在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就应该努力，把实现四化的任务搞好。

那天检查交代，无非讲了这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