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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2页）

我认为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我尽可能早些去乌鲁木齐，做一些体力所能胜任的准备工作。

我对那儿的情况是摸熟了些，而且如要争取沿海一带的有经验的人去协助工作，也得有人在那里联系、准备。

……如果我能够在上海做一些轻微的工作，没有理由就不能到乌鲁木齐做一些轻微的工作。

一年多来，我深深体会到争取人去边区工作的困难。

人们对边疆有过多的、认为是十分荒凉艰苦的误解，我更不愿意由于我生了一场病而加深人们的误解。

这种情况事实上已开始产生了。

医生们曾经认为我的病情十分险恶，这是我知道的，最近王芷涯同志曾经代表组织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其实，在医院时从各方面的观察，我也已知道一些，只是没有那么系统罢了。

不过，我是十分乐观的，无论任何严重的疾病或是各式各样的困难，都不能摧毁我对工作的信心。

我相信必定能获得胜利。

我甘愿忍受一切痛苦，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能做五分就做五分，活一天就要干一天。

我还准备留出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力量来应付疾病，我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客观上的需要。

关于这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一）病与地区无关，发病的可能性到处一样。

与其消极地在上海等待，不如141作积极的打算，如加以适当注意，在外也不一定会发病。

（二）在上海对工作的作用不是很大，对人对己的影响均不好，一个人如久受消极因素的侵蚀，容易消沉，而留在上海事实上已增加了动员人去边区参加工作的困难。

（三）我的病所需要的医疗条件，在乌鲁木齐是能够满足的。

……

由于有人过去一阶段患病的经验，我对于如何能适当的控制，已觉得很有把握。

因此，我要求：在取得医生的同意之后，我就立即去乌鲁木齐，如果工作上确实不需要在明春以前去，那么就在这期间内先去昆明，一方面可以把工作交代清楚，另一方面可作为体力上的一个试验阶段。

彭加木在寄这两份报告之后，急切地期待着组织上的批准。

他一边治病，一边开始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做实验，以尽快恢复自己的体力。

然而，领导上并没有马上批准彭加木的请求。

彭加木焦急万分，一次又一次地向党支部书记王芷涯请战。

1958年2月9日，彭加木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再一次提出恳切的请求：

经长时间的调理休养后，现已恢复健康。

这是由于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严重的病才能迅速痊愈。

现在我抱着像一个士兵等待着&ldo;重返前线&rdo;的焦急心情，恳切地请求你准许我立即回到边疆去参加进攻科学堡垒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