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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2页）

陶家哭穷，曾国藩则指出：&ldo;陶文毅（即陶澍，文毅为其谥号）之宦橐，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近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蔗翁及尧、农等公函托李制军（即李星沅，时李以陕西巡抚兼署陕甘总督，故称其为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

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即唐鉴，镜丈为尊称）数数举以相诟。

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

仆已冷面相加矣。

&rdo;77骆秉章不以为然，曾国藩驳道：&ldo;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损伤元气。

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悭吝若是，何以劝人?苟非帑项万分竭蹙，侍亦岂肯构此大怨?&rdo;78甚至左宗棠求情也不行，&ldo;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即陶桄，少云为其字）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至仇隙。

&rdo;

也是在筹饷上，咸丰找到个借口，对曾国藩小示惩戒。

先是，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

为饷粮所困的曾国藩，欲以其为表率，带动全省的捐输。

于是亲自上疏，请朝廷予以表彰，将杨健入祀乡贤祠。

杨健原是个老官僚，道光年间，因&ldo;随声附和，年力就衰，降为三品休致&rdo;。

也就是说，当年杨健是因不称职而降级与被迫退休的，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

这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但皇帝正想敲打他，于是以他所荐非人，越权上奏为名，大发淫威，说他&ldo;所奏荒谬之至&rdo;。

（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

各省题请乡贤，例由督抚学政核其事实具题。

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辄敢专擅入奏，并请特旨允准，毋庸交部，是必欲朕俯如所请，迹近要求。

……总因见解未充，遇事拘泥，復过于好名所致。

甚至饰词以辩，有&ldo;名宦以吏治为衡，乡贤以舆论为断&rdo;之语，竟似从祀乡贤，不必问其平日居官若何，所奏更不成话。

曾国藩著交部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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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议自然是投皇帝所好，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

好在咸丰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

这样国藩由二品京堂一下子降到了三品。

此时之曾国藩，刚正不阿，性格之棱角也还没有磨平。

本来皇帝交待给他的任务是练勇、造船;提供钱饷主要是巡抚的责任，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钱饷不足致使军期延误，责任在骆秉章，他大可以袖手旁观，皇帝也不差饿兵不是?但他不这样想，好友江忠源孤军危城，延颈待援;座师吴文镕坐困武昌，也期待他能施以援手。

若不能及时赴援，则安徽、湖北相继陷落，大局颓坏，湖南又岂能自保?勒捐，是得罪人的事;为杨家请功，为的也是公事。

省府大员不办，他只好自己出头。

是他不通事故人情吗?非也;他的焦急，愤懑与无情，乃是其正直与责任心的表现。

还有一事，也可见其正直与责任心。

罗泽南是曾国藩敬重的朋友，陶寿玉是曾的门生，且跟在他身边办事。

骆秉章就曾氏桂东剿匪之保举奏稿中，将二人列入，示好于他;却又另外添加了四五十人之多，显然，这样做为的是堵曾国藩的嘴。

但曾却不吃这一套，复信指称骆氏保举不当，&ldo;然桂东之役，渠（指罗泽南）实无功，二十四日到桂，次日即接调回防省之札，二十七日即挈师还省，不见一贼，不履一寨，即请以知县尽先选用，不过优乎?若以其人可任，专折保之可也;若以其功宜录，以江西收复安福一案，保之可也。

此案无故超擢，不惟非众心所共服，亦非该教谕（即罗泽南）之所愿。

&rdo;而陶寿玉于桂东剿匪，&ldo;亦无功，临发之际，随夏观察（即夏廷樾）以行，临阵不与，审案无功，而以此特拔。

初到之员，遽请加同知衔，不过优乎?此外营求而滥保者，侍不复胪举，以结此无谓之怨也。

惟诸案皆侍所经手，而于侍单之外，增添至四五十人之多，未免过于歧异耳。

&rdo;81骆氏看到此信，不知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本来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却不料曾国藩非但不领情，反而揭破其用心，骆之尴尬、不快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