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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2页）

不料三年后大札佛不肯交出权力，从而引发“热振事变”

。

热振惨败，于1947　年5　月被勒毙在狱中。

如果热振不退休或复辟成功，西藏的主权问题也许至今不会再有什么争议。

传热振在审讯大会上，回答“何以西藏要亲中国”

的质询，他说﹕“中藏在宗教上，地理上，都无法隔离，1904　年英将荣赫鹏攻入拉萨之后，军事赔款，概由中国代付，所以不啻是中国的钱赎了西藏的身。”

平心而论，热振的说词还是有些良心的。

而热振既死，是西藏脱离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

第二年，噶厦派商务代表团持自己印制的西藏护照，赴英﹑美﹑法﹑瑞士﹑意﹑印度等国考察，在美国受到副总统接见。

1949　年7　月8　日，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派驻西藏的办事处遭到驱逐。

但是，西藏的国家地位终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式承认。

中国以班禅制衡达赖

相对于达赖，“在野”

的班禅是彻底的亲中国派，也是历代中国政府用以对付﹑制衡达赖所预备的一张王牌。

班禅也有自己的封地﹙后藏﹚及政府班子，只是远不及达赖权势遍及全藏，因此在政治上较倾向于中央政府。

谁都知道，班禅在西藏的地位仅次于达赖，有“达赖是太阳，班禅是月亮”

之誉。

他们是互为师徒﹑亲如父子的关系﹕四世班禅是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达赖是五世班禅之师，五世班禅是六世﹑七世达赖之师，七世达赖是六世班禅之师，六世班禅是八世达赖之师，八世达赖是七世班禅之师，七世班禅是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是十三世达赖之师，十三世达赖是九世班禅之师。

问题就出在对二十世纪西藏命运影响最大的最后一对师徒，即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关系上：他们失和了。

达赖的精神领袖地位本来就略高，又是掌权者，更是该任班禅之师，于是拉大了二者之间的距离。

恰逢西藏的多事之秋，达赖早怀脱离中国之意，清廷知悉，竟生以班禅取代达赖统治西藏之念。

两次革去达赖名号，都要班禅赴拉萨就任。

第一次班禅不敢从命，他当时只有21　岁，借故推掉了。

第二次倒是到了拉萨，犒赏入藏的川军，主持藏务，但仍不敢接受藏王的职务，没多久就返回自己的札什伦布寺。

达赖回藏复位后，赏罚恩叛，恶班禅乘己之危僭位，罚银四万两。

噶厦亦强迫札什伦布寺服从达赖的统一领导，也就是“月亮服从太阳”

。

1923　年11　月，手下几位重要大臣被拉萨召去扣押入狱﹑深感恐惧的班禅终于出逃，达赖电令藏军千余人追截未成。

1929　年，班禅在南京设立办事处。

1931　年，班禅亲赴南京出席国民会议，并提案要求恢复其对后藏行政权，随后班禅正式受国民政府册封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

，年俸12　万元。

这样，达赖的独立意图，受到极大的牵制。

没有同时受到册封的达赖及噶厦极为不满，令西藏住南京办事处代表向行政院提出四点要求﹕一，收回班禅封号﹔二，没收班禅的军火﹔三，取消班禅的俸银﹔四，裁撤班禅驻各地的办公处。

同时发表西藏三大寺及僧俗官员大会反对班禅的宣言。

宣言不便明言班禅投靠中国政府之罪，只说他如何不如达赖地位崇高，如何残暴，如何逆师犯上僭居日光殿，如何从未与闻政教两方面事权，等等，誓言“非达目的不止也”

。

其中的矛盾是﹕既然从未与闻政教事权，他又怎么逆师犯上僭居日光殿呢﹖班禅方面亦针锋相对，公开列举达赖“十大罪状”

﹕无非是驱逐汉人，勾结英俄，阻隔中藏交通，背叛中国之类。

班禅还宣称，自清干隆时设驻藏大臣，“上自达赖班禅之掣瓶转世，下至噶布伦等之选拔任免，均须经由驻藏大臣奏准政府，然后实行。

从此以后，西藏即为中国版图之一部，而外人谓西藏非中国所有者，均系强词夺理，造谣离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