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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2页）

“民为贵，而社稷次之”

汪氏政权对日妥协，付出“密约”

中规定的沉重的政治代价；而日方也要受该“密约”

的制约，履行其承诺。

善待中国俘虏，即为一条。

所有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投降，都可以接受改编为汪精卫的部队，亦即我们惯称的“伪军”

。

“伪军”

的方式，保存了中国的军事实力。

随著时间的推进，庞大的伪军数量（至少有数十万之众）在日占区的“合法”

存在，对于日军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威慑力与牵制力。

伪军是投汪，而非投日，这总比汉将李陵直接投降匈奴要好。

除了反共，即与八路军、新四军极为有限的作战，如“清乡”

等等，汪精卫的伪军没有与重庆的国军发生过正面战斗。

即便是打共产党，其总和也远远比不上一次“皖南事变”

的规模及后果。

“一日下午我见汪先生，是暑天，说过正事之后，两人两杯啤酒，一碟海苔，稍稍闲谈。

我看见汪先生脸色尚有馀怒，问可是为军队的事情，汪先生冲口而出：『刚才板垣参谋长来要想我们与日本军队并肩对重庆作战，我当即答他，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

板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

』此刻他的声音还是这样激烈。”

（胡兰成《今生今世》）

胡兰成曾追随汪敬卫的“和平运动”

，曾任汪氏中央宣传部次长、《中华日报》总主笔。

他的自述固然有为汪精卫开脱之嫌，却也没有事实足以证其伪。

他最后由于对形势的看法迥异于汪而失去信任，解掉了官职，甚至被汪亲自下令投入狱中，经其日本友人营救方才脱险。

一九四四年夏，日军进攻长沙、衡阳。

七月，华中日军司令部请胡兰成前往汉口，与作战参谋会见，告胡这次“日军纪律甚好”

。

其言带有“你看我们遵守了承诺”

的诚意。

华中、华北和华南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在汪精卫出走前沦入敌手，只有一个长沙守住了。

日军为了夺取长沙、衡阳重镇，打通京广（京汉、武广）铁路线，分别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发动了三次长沙会战，日方共伤亡一十一万一千馀人。

到此次长衡会战，日方再伤亡六万六千八百馀人。

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日军强大攻势下苦守五十二天，击伤一个师团长，击毙各级日军军官千馀人，城既破，又率军坚持巷战数十小时。

长衡守军如此顽强的抵抗，以及日军的惨重损失，并没有激起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而是值得自夸的“纪律甚好”

。

方先觉被俘，日军将他关押在一个天主教堂内，不但没有施以虐待，反而戒备松懈，致使其得以逃脱，回重庆覆命。

对抵抗将领尚且如此，对一般平民百姓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