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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

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ot;四书&ot;上说的真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ot;皇恩浩荡&ot;了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1肋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

古代的圣贤写作&ot;四书&ot;的时候如此，朱是注解&ot;四书&ot;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

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这种伦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邹元标为例。

邹元标在1577年得中进士，时年26岁。

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官职，然而根据圣贤的教导，他竟上书指出张居正的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

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廷杖，进士的头衔革去，降为士兵，流放于贵州的穷乡僻壤。

一去5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懈劣的饱服。

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清心寡欲。

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ot;知道了&ot;三个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

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ot;欲人匆闻，英若勿为&ot;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

这就不能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宫再次廷杖。

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惟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冷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ot;讪君卖直&ot;。

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这种看法不无事实上的根据。

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

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

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

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既有这种人物具有这样看法，则内阁首辅虽然承认现实，却又不能放弃理想。

申时行决心做和事佬，他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为全部人土所谅解。

他有时被批评为张居正的循吏，有时则被指责为&ot;首尾两端&ot;，即遇事左顾右盼，缺乏决心。

但是申时行却并不因这些批评而改变作风。

旁人处在他地位上，可能采取比较直截了当的硬性办法。

申时行之&ot;蕴藉&ot;，半由天赋，另一半则因为在前任和后台那里得到的教训。

张居正死后被参，家产籍没，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张的作风办事，至少也是没有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