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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2页）

申时行和其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士一样，出身于政府中执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门。

1562年，他在299名殿试及第的进土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状元，并按例授翰林院修撰。

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职达15年，官至待读，并升转兵部及利部侍郎，在职仅7个月，即被命为大学士。

他和张居正、高拱一样，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职。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25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

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陵。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时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

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浩敕，浩敕的接受者总是孝子贤孙，同时也是眼光远大的父母或是能够周济邻里领导地方的正人君子。

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丰年得以温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

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

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抚当剿的得失，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边区条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

按本朝传统，所有的建议仍当奏请皇帝批准。

然则用人适当，各地总督巡抚都是众望所归，他们的建议，也必为上策佳计，所有奏请，必然会得到批准。

所以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翰林学士在执行职务期间，既已接受道德伦理的熏陶，而有条件精研各种档案，则为增进技术能力的捷径。

在1578年被任为大学士之前，申时行参与修撰嘉靖和隆庆两朝实录和《大明会典》这种编撰工作，必须要把历年所有因革的文件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并加检讨，正是训练培养内阁大学士的最好方法。

现在的首辅申时行，被同僚一致誉为&ot;老成&ot;。

这种概念与实际年龄无关。

他52岁，比次辅许国小8岁，也比三辅王锡爵小一岁。

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ot;四书&ot;所谓&ot;黎民不饥不寒&ot;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

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

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

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诞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

局势令人惊骇。

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1100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多个县个个个做事符合机宜？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

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

此亦即鼓舞土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