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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1961―1964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

1964―1967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

1971―1983年任德国马格斯一布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ax-planckstutzurerforschungderlebensbedgunnderwissens插ftlich-techneschenwelt）所长。

1983―1994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

1994年退休。

一本名为《全球化动力――地域性生活世界》的书在其导言中说道：&ldo;今天，包罗一切的问题是：在民族国家的彼岸、在超国家和全球化层面上，是否能重新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在环境方面以及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爆炸性力量。

&rdo;市场的发现功能和调节功能是无人否认的。

但是市场仅仅对这样一些信息作出反应，即由价格的语言进行编码的信息，而对那些它在其他领域所生产的外在效果，它充耳不闻。

社会福利性的国家，不论在欧洲还是在其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社会里，在上个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里确实弥补了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系统在社会方面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后果。

资本主义第一次没有阻碍让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国所作出的保证得到履行，并使之现实化。

民主的法制国家还确保了在下述意义上的一律平等，即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利用、使用自己的权利。

罗尔斯作为当今最有影响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提到了平等分配权利这种&ldo;公平价值&rdo;。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理念迄今为止只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得到了实现。

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国家在一个发生了变化的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的具体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创造能力的界限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在两方面变得很不牢靠：一是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释放的资本主义从政治上进行控制，二是只推行了一半的表面民主的这个单一范例。

我要提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民主影响和作用的形式能自发超越本国家的边界而继续扩展吗?

我想在三方面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民族国家和民主有什么样的紧密联系，这种独特方式的相互共生今天又是通过什么而处于压力之下。

其次，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我将简短地阐述对各国家诸种状况所提出的挑战所做出的政治方面的四种回答。

它们同样也规定了一种座标系统，今天关于&ldo;第三条道路&rdo;的讨论就在这种座标系统中进行。

最后，这场大辩论为欧盟的未来采取一种进攻性的战略而提供了发展方向。

如果我们国家内享有特权的公民们同时也愿意考虑到其他国家和其他洲的观点与立场的话，他们就必须在世界公民的目的中来推动欧盟的联盟性深化，为一种全世界的内部政治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对民族国家和民主的挑战

今天在&ldo;全球化&rdo;这一主题下引起人们注意的发展趋向已经改变了一种历史的状况，这种历史状况的特征就是国家、社会与经济在同一个国家的疆域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发展和扩张。

国家间的经济体系在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演化成为一种超越国家的经济，在过去的这种国家间的经济体系中是由各个国家来确定内部经济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界限。

这里最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资本的运动加快，还有就是对一个国家的地位的绝对评价是由全球相联的金融市场所进行的。

这一事实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的主管者们今天不再能构织那些中心节点，这些节点已经赋予由交换关系所组成的全球网络;一种国家间或国际间关系的结构。

今天与其说是国民经济陷于国家的界限内，不如说是国家陷于市场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