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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ldo;万岁!&rdo;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朵。

[8]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先生当时内心的那种苦状。

他的敏感的神经此时所蒙受的，已不仅仅是己身的荣辱，而是系着一个民族的沉重的羞辱。

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难受和痛楚，仿佛巨大的磐石压在身上，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深深地体味到了中国人忍受歧视、压迫的苦境，一种巨大的激愤，把他卷入到深刻的反省之中：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9]

科学救国的梦，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破灭了。

这是除祖父入狱、父亲病死的第三次人生打击。

应当说，这个打击对他人生的影响，差不多超过了一切不快的记忆。

他已经看清了中国人的一切个人的不幸，均与国家的不幸相联系着。

腐败衰弱的民族，是不会给人生带来亮色的。

这恰如枯木，即便有新枝冒出，也不过荒凉中的一点微光，不从根底上拯救它，是没有出路的。

鲁迅似乎在那一时候突然地长大了，他已不单单沉浸在个体的哀怨里，也不单单是浪漫的英雄主义。

他开始被一种巨大的历史长影纠缠着，生命的天空被涂上了无边的灰色。

那是怎样撕心裂肺的日日夜夜。

异邦的自然山色与民俗情调，已难以唤起多少新奇的快慰，他时刻不忘记自己是一个被歧视的中华子孙。

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开始直面它的时候，精神的角斗是深刻的。

他后来毅然地告别仙台，选择文艺的道路时，我想，心里是充满难以言说的苦楚的。

正是从这时候起，他的精神，开始了质的飞跃。

1906年8月，周作人在归国探亲的鲁迅带领下，前往日本，也开始了留学生涯。

那时鲁迅已退学回到东京，所以周氏兄弟一直住在一起。

因为有哥哥帮助，周作人诸事较顺，既不担心购物之累，又不必为社交所烦。

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鲁迅均为他安排好了。

所以，此番出国，周作人心情颇好，对日本的感受很带有孩子般的天真气。

例如，日本人的温文尔雅，有礼节的生活秩序，均让他怀有好感。

他对东洋人的衣食住行充满兴趣，&ldo;一是由于个人的性格，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吧。

&rdo;[10]就性格而言，他喜欢宁静与文气，这一点与日本人的某些习性相合，所以一来东洋便如进故土般，平添了不少快乐。

另外一方面，确如他所说，日本的建筑、服饰等人文情调，是与古中国文化有联系的，这些也使他恍如梦中，似曾相见。

很奇怪，鲁迅在文章中很少提及这一点，而周作人即便是到晚年，对此依然念念不忘。

他后来回忆道：

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发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

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