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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2页）

张居正写给李元阳的信，引用了《华严悲智揭》中的&ot;如火火聚，得清凉门&ot;两句们语，也就是说一当自己把名誉的全毁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凉的门径。

这显然又是心学派的解释：对于客观环境，把它看成烈焰则为烈焰，看成清凉则为清凉。

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蛰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

创造一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哲学家个人意识活动的产物。

但是宣布一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治国的原则，其后果财为立竿见影，它必须在技术上符合现状，才能推行无碍。

在本杜的社会中，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

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

扩而大之，他们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

例如东南各省本来可以由海外贸易而获大利，但由于顾全大体，没有坚持这种特别的经济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国政治的均衡。

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须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个人的特殊需要。

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曾不止一处的提到，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

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

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

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以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

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

至于在文官集团内部，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以及讨论马尾巴等等离奇的方法，混合阴阳，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一。

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

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

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如果本朝的统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图改弦易辙，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以自存自利为目的，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必然如影随形地兴起，整个社会就将遭到根本性的冲击。

但是这种局面，在欧洲的小国里，也要在几百年之后，等市民阶级的力量成熟，才会出现，张居正和李蛰正不必为此而焦虑。

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看得如此长远，他们企盼的自由，只是优秀分子或者是杰出的大政治家不受习俗限制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