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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2页）

李蛰好强善辩，不肯在言辞上为人所授，在做官的时候也经常与上司对抗。

和耿定向闹翻之后，他更为重视自己的独立不羁。

按本朝的习惯，退休的官员被称为&ot;乡富&ot;，也就是意味着他仍然具有官员的身分，要受地方官的节制。

地方官可以邀请他协助处理有关的事务，也可以邀请他参与重要的典礼。

这种权利和义务，在别人或许会引以为荣，而在李蛰则是精神上的压力。

他说：&ot;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

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

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

&ot;剃发为僧，除了避免亲旅的纠缠以外，摆脱这些牵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李蛰虽然身入空门，却没有受戒，也不参加僧众的学经祈祷。

他喜爱清洁成为癖好，衣服一尘不染，经常扫地，以至&ot;数人缚帚不给&ot;。

在很多方面，李蛰保持着官僚学者的生活方式。

例如，即使是短距离的外出，他仍然乘轿；对于书本不愿亲自阅读，而是让助手朗诵以省目力。

退休以后的十几年，李蛰主要的工作是著述。

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在生前刊刻印行，芝佛院中有一间屋子专门堆放书板。

著作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儒家经典的阐释、历史资料的观察、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伦理哲学的发挥，形式则有论文、杂税、诗歌、书信等等。

但是涉及面虽然广泛，却并不等于具有多方面的精深造诣。

他写作的历史，对史实没有精确的考辨，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征象。

大段文章照史书抄录，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改换章节，编排次序，再加进若干评论。

在接触小说的时候，他所着眼的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方法，也就是说，他不去注意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及故事结构、人物描写、铺陈穿插等等技巧。

他离开了文学创作的特点，而专门研究小说中的人物道德是否高尚，行事是否恰当，如同评论真人实事。

再则，即使是阐述哲学理论，也往往只从片段下手，写成类似小品文，而缺乏有系统的推敲，作为结构谨严的长篇大论。

惟其如此，当日的士人，对于&ot;李氏《藏柳》、《焚抑人》一册，以为奇货，就大多感到难于理解。

要正确认识此中关系，务需探求李蛰的写作目的。

他的各式各样的著作，无非异途同归，其着眼在把读书人的私人利益与公众的道德相融合。

从这点出发，他的写作，有如使用各种乐器演奏同一支交响曲。

公私冲突之中能否设法调和？如果他还没有做出恰当的答案，至少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读书人来说，足以影响他们良心与理智的完整性。

李蛰自身的经历，使他对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表达更为有力。

所以，他的著作仍能获得读者的欣赏。

其中衷曲，在一封写给耿定向的信里发挥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