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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2页）

如果在某些地方批判了他的地主官僚朋友，那也只是着眼在私人的性格和品德，而从没有提到经济立场，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这种评语可以同样适用于自己。

在若干场合，他一方面自我批评，一方面又自我怜惜。

在给侍郎周思敬的信里，他说：&ot;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

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

可如何！

&39;丁目在这种语调中看不出丝毫自我牺牲的意味，也就是说，写信的人并没有能以燃犀烛照的锐利眼光看透社会的病弊，立下&ot;与汝偕亡&ot;的决心。

但是李蛰对这个社会具有理智上的关心，则属毫无疑义。

这种关心和信仰自由有其相通之处，在它的后面有社会经济的背景，也有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特别的关联，而其个人的心理上和哲学上的特点尤其不能忽视。

这些条件只能更把李蛰构成为一位特色鲜明的中国学者，而不是一位在类似条件下的欧洲式的人物。

李蛰是儒家的信徒。

1587年以前，他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

次年，他即制发为僧，时年六十一。

剃发的原因是他的环境已经允许他抛却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

这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遁世，不论从理智上看还是从社会关系上看，他此后的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

当被捕后接受讯问，他回答说：&ot;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

&39;这种精神和路德的倔强相似。

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解释经典，这也和宗教革命的宗旨，即见信徒即为长老的态度相似。

但李蛰没有路德的自恃，也缺乏伊拉斯漠斯的自信。

在他自裁以后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ot;七十老翁何所求！

&ot;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李蛰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

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

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都御史耿定向是李蛰的朋友、居停和论辩的对手，李蛰曾屡屡对他作过不留情面的抨击，批评他缺乏诚信。

然而，李赞还以同样不留情面的态度解剖自己，指责自己缺乏诚信：&ot;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沃德。

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等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

动与物免心与回违。

&ot;他还怀疑自己用佛门的袈裟遮掩了&ot;商贾之行之心&39;，&ot;以欺世盗名&ot;。

这种奇怪现象的症结，在于内心矛盾的剧烈交战而无法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