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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做对了很多事，尤其是包产到户的土地政策以及轻减财政支出的财税大包干政策，激活了民间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其在货币政策上的冒进则导致了1988年的大失利，这再度印证了土地、财政及货币在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中的核心意义。

在放权让利的过程中，历史上一再出现过的景象也毫无悬念地重现，那就是权威旁落，中央财政长期处于窘迫的赤字状态，到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约1000亿元，只占总收入的28，地方收入约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约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因此被讥笑为&ldo;讨饭财政&rdo;，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刘仲藜回忆道，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

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则出现了自主权限扩大和苦乐不均的景象。

五大包干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而由于各地的包干基数是按80年代初期的数据核定的，所以一些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沿海省份上缴数额偏低，而传统强省（市）则相对较高。

比如，上海市一年上缴数额为120多亿元，广东省则为10亿元，山东省（除青岛外）仅为289亿元。

苦乐不均的结果，自然造成各自为政、&ldo;诸侯经济&rdo;泛滥的混乱局面，妨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省俱以邻为壑，为争夺资源打得不可开交，以资源小省江苏和浙江为例，两省每年春季为了争夺春茧在交界处必打&ldo;蚕茧大战&rdo;。

总而言之，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最初两三年间，是民间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的时期，改革的动力来自于计划体制之外，由下而上，由外而内，因而也具有天然的违法性，曾有民间改革家自诩&ldo;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rdo;。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面目全非，很多坚硬的东西崩解了，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陡然改变。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四大利益集团的新格局图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意识形态趋于保守，尽管邓小平在1992年重新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运动，但是，自由化所可能造成的对大一统制度的威胁为最高当局所警惕，尤其是1990年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ldo;集体变色&rdo;，更是让中国共产党感到了空前的执政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ldo;弱中央、强地方&rdo;、&ldo;弱政府、强民间&rdo;的模式遭到质疑，经济集权主义成为必然性的选择。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微妙的目标性转移：前十余年的目标是复苏经济，解决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放纵民间，举凡有利于生产力提升的俱得到鼓励，即便突破了法律底线，亦受到容忍;自此之后，改革目标已转移为加强执政集团的领导能力，增强控制力以及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中央向地方收权，政府与民间争利，集权主义再度归来。

1991年年底，年届60岁的朱镕基被邓小平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抽调入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朱镕基自大学毕业不久即进入国家计委，其后在石油工业部、国家经委、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工作历练，熟悉宏观、产业、学术及地方经济各个环节，是一位罕见的实务及理论大家，其为人不苟言笑，以严厉、高效、清廉著称。

在他的治理下，经济变革呈现出鲜明的集权化特征。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朱镕基上任之后，即以霹雳手段整顿经济秩序，他采用银行注资周转和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解决了国有企业之间的&ldo;三角债&rdo;难题，快刀斩乱麻的手法让人耳目一新，随即他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在争议颇大的沈太福集资案中，力排众议，将沈太福处以极刑。

1993年，中国经济再度出现投资过热，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9，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

国务院出台&ldo;国十六条&rdo;紧急&ldo;降温&rdo;，其中包括：提高存款和贷款利率，全面削减基本建设投资，重新审查地方批准的经济开发区，整顿海南、广西北海以及上海的房产投资热。

这些措施呈现出行政主导、积极干预的明显特征，并迅速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