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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全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哪可一蹴而几。

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

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

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

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六君子」解剖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论「现代学识」，由于时代设限，原是个二百五，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

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

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

杨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为共产党，亦不能以投机目之。

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已躲入地下，实在无机可投也。

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一朝顿悟，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

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时代使然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

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

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

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

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

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

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

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

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

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刘师培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业师也。

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然未废所学也。

刘师培（一名光汉）为辛亥革命动乱期中，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全军，一致护卫的国家级之国学大师也。

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

相反的，袁本对做皇帝没信心，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然袁某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严复、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参加劝进的影响。

据袁的心腹传言，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

【见上引李新书，页五七一，转引自「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载「学衡」十期】朋友，人总是人嘛。

「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点。

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黄粱作梦。

但是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他们的想与不想，就在一念之间了。

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