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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1页）

编委会有一个无形的核心组，我们室的四个人都在内，因而也包括我。

其实我做的事很少，仅审校过两部译稿。

我只是觉得这伙人可爱，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气，因而乐于参与。

在我眼中，甘阳也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

我曾对他说：&ldo;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

&rdo;他嗜酒，一喝醉就骂人。

越胜嘲笑说：&ldo;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rdo;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ldo;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rdo;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

这时他悄悄问邝杨：&ldo;有没有警察?&rdo;邝说没有，他接着喊：&ldo;警察也该杀!&rdo;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没有料到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起因也是甘阳醉酒。

有一天，他酒后大骂：&ldo;还不是老子养活了你们，不想干，都给我滚!&rdo;在场的是他任命的两位副主编，其中一位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到处发牢骚。

嘉映闻讯，议论了一番，话传到甘阳耳中，他暴跳如雷，写了一纸公开信，说有克格勃算计他。

在此之后，嘉映开始筹划拉出来自己干，也动员到了我头上。

对于甘阳的意见集中在一点上，就是独断专行，并且搞夫妻店。

酷爱英国式民主的友渔在这种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含糊，必捍卫他的原则。

他还告诉我一个发现：北京学界三大势力都是夫妻店。

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于是由我出面，希望甘阳接受民主制。

我特别傻，自作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因为甘阳打算办人文学院，我便建议人文学院院长通过选举产生，再由院长任命编委会主编。

我心想，甘阳众望所归，必当选无疑，一定愿意接受这个方案。

那天在研究室里，我们四人都在场，听完我的话，甘阳脸色大变，沉吟半晌，说：&ldo;你们让我光荣退休好不好，何必用这种方式把我罢免?&rdo;

几天后，在越胜家举行核心会议，甘阳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ldo;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

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

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

&rdo;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

相反，那个副主编曾经到处发牢骚，抱怨甘阳独断专行，惹起了这个事端，却在会上发言说，现在主要矛盾是有的人做事，有的人玩票。

他的这种不光明表现令我十分反感，从此和他疏远了。

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

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

那篇文章里有&ldo;强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rdo;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在那以后，我不想再过问这件事了。

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

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

越胜当然也超脱，他对我说：&ldo;我们不是办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听听音乐，写写文章，当竹林七贤。

第一流的人就这样，编书之类让二三流的人去干。

&rdo;然而，甘阳不肯罢休了，派两个副主编带着他的一封信分头找嘉映、友渔、越胜和我谈话，劝我们自动退出编委会。

他们三人都同意了，惟独我拒绝，说：&ldo;让甘阳开除我吧。

&rdo;当时八九风潮已起，不久后甘阳到了国外，还没有来得及开除我，编委会实际上不复存在了。

不过，我倒宁肯自己被开除，而编委会继续存在，心里真为这支力量散伙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后期，除学界外，艺术界也十分活跃。

出版《转折点》后，我认识了一拨号称北方群体的新潮画家，他们常来看我，带来美术界萌动的信息。

其高潮是1989年2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那天我去了，美术馆一至三楼展厅熙熙攘攘，盛况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