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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邓小平的指示和两位副总理的讲话，我并不知道。

不过，我感到我的生意好做了，外在的干扰少了。

我下定决心大干一场，把瓜子卖到全国。

于是我又到十多个省市陆续办起了二十三个加工厂，规模不断扩大，销售触角延伸到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几乎占领了大半个国内市场。

民间有关我的风波并未消失。

为了减少麻烦，我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1984年7月1日&ldo;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rdo;正式挂牌，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两家与我签订了联营协议，他们出资三十万，我以商标权和技术人股，并担任总经理。

同时规定，向他们交纳十八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我所有。

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感觉找到了&ldo;保护伞&rdo;，可以摘掉&ldo;资本家&rdo;的帽子了，自己也成了&ldo;公家人&rdo;。

于是我拼命抓生产抓经营。

◆有奖销售的失败

1985年，中国商界兴起了一股有奖销售的旋风。

我就想着自己也要参加，要弄成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借此再次扩大&ldo;傻子瓜子&rdo;的知名度，压倒竞争对手。

在与几位副经理商量过后，我们决定印刷奖券一百五十万张，设计十等奖。

一等奖为价值两万六千元的菲亚特小轿车一辆，二等奖为价值两千六百元的幸福牌摩托车一辆，其他等级的奖项奖品包括彩电和冰箱等。

我从1月5日开始筹备，并设法取得银行的信用担保。

我们同时在全国三十多个城市设立有奖销售点，投入十多万元的广告费在全国三十多家媒体做广告。

消费者每买一斤瓜子，得奖券一张，提价一角。

这场活动声势之大，范围之广，令全国一切有奖销售活动黯然失色。

我计划在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5月1日结束，5月10日到上海当众开奖。

我盘算了一下，每斤加一角，三个月至少卖到一千万斤，多赚的一百万除去税收，用来发奖绰绰有余。

销售一千万斤，毛利有五百万，除掉生产费用和产品，可得利润一百七十万，再扣除所得税，公司依然可获纯利一百万元。

2月5日如期在全国各地推出有奖销售，当天，仅芜湖市场的销售量就达六万二千斤;2月12日一天全国各地共卖出九十万斤，创造了瓜子销售以来的最高纪录;到了2月22日，前后十七天，一共销售出四百七十六万斤，销售额达七百余万元。

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人络绎不绝，我的五家工厂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加工，还是供不应求，真是盛况空前。

就在我非常得意之际，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3月6日，几位官员到我办公室，将一份国发【1985】31号文件放到我面前，正式通知我：&ldo;国务院来文，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

你的有奖销售也不能例外。

&rdo;我一听就傻了，脸色煞白，说不出一句话来，欲哭无泪。

最后，我对他们说：&ldo;上面不是说公司有自主经营权吗?谁来保护我的自主经营权呢?&rdo;可是，这话说了有什么用呢?我猛地想到有奖销售一旦终止，我将大祸临头。

果然如此，不出几天汹涌而来的退货大潮涌进公司，瓜子大量堆积，变质，资金不能回笼，法律纠纷也随之而来，最终导致公司亏损六十三万元，这个金额是注册资金的两倍多。

由于我不大懂法，接下来的一场官司火上浇油，让我再次损失九十三万多。

公司因此从&ldo;波峰&rdo;到&ldo;浪谷&rdo;，一蹶不振。

在八十年代末，我又遭遇了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直到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提到我，我才因此从牢房里走出来。

这是他第三次提到我。

◆我是改革早期的冲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