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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2页）

1997年冬回乡探亲时，我无意中得知，王老师当初这200块钱竟迟迟未还！

我一下急了，一回到广州，就赶到邮局将钱款汇出，心中仍然惭愧万分。

是的，这区区200元也许那位远在京城热心而又宽厚的王老师早已不曾记怀，因为他总是像帮助我这样时常帮助那些家境贫困的文学青年，这样的事对于他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我因此与王勇军老师成为了好朋友。

9年后，鲁迅文学院成为我第二次到京城时的首个栖身之地。

鲁迅文学院是50年代国家为了培养写作人才而设立的一所学校，也是目前为止国内惟一的一所专门培养作家的学校。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称为中国作家的摇篮，其首任院长就是著名女作家丁玲。

当代著名作家邓友梅、蒋子龙、王安忆、莫言、刘震云、余华、等名家都曾在此深造过。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所国内一直令人景仰的文学象牙塔也向全社会招起了自费生。

刚开始，据说很严格，后来，由于人员不多，社会上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有的仅凭在地县报刊上所发表的作品，交上几千元的报名费，也能轻易进入这所学院的大门，感受这里的文学氛围。

但文学毕竟是神圣的事业，不是仅限于阅读几本文学书籍，写出几篇自以为是的文章就能成为作家的，当时的学员难免鱼龙混杂。

不过，我们那一届学员中还是出了几位文学人才的，如青年作家石舒清、温亚军、王继明、马坊、邵丽、黄羲瑶；青年诗人谷禾、汪渺等。

从去年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又对学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进入此处学习的学员必须是中国作协会员，限定名额，每年由当地的省作协和省文联推荐当地最优秀的文学人才来此深造。

风水轮回转，鲁院又成为一般的文学青年可望而又不可及的&ldo;圣殿&rdo;。

回想我青春途中的这些路程，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正是因为对文学与生俱来的热爱与追求，在梦想的驱逐下一路狂奔。

记得90年代初，我刚刚穿上蔚蓝色的军装跨入军营时，上海复旦大学与《人民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ldo;青年作家进修班&rdo;录取通知书也寄上家门，如果此时我不是在部队的话，我想当时哪怕是砸锅卖铁，我也会想法奔赴上海求学。

鲁院坐落北京八里庄的在一条街道中段，两扇绿漆大门之内两排常青树木夹道而立，操场边沿爬山虎郁郁青青，将五层教学楼一整面外墙占据，纹丝不透，蔚为壮观。

我到来的应是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时段，教学楼前的青糙地上开放着一株株金黄的ju花，迎风摇摆。

有时蜂飞蝶舞，有时蝉鸣蛙声，颇有一派田园风光。

我和西北青年诗人汪渺及东北的包容住在一室。

在这里，我虽然未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各类文采飞扬的作品四处飞，但因为我只是抱着来修身养性的恬然心态，不求功名利益，每天沉浸在瑰丽的各色文字世界里，尽情地让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放飞。

我就这样让文学来抚慰伤痕累累的身心。

也许，此时只有文学才是最能慰藉心灵的灵丹妙药吧。

1999年冬，我从鲁院出来后在北京又成为了一个流浪记者，主要以采写新闻为主，同时也偶尔给一些时尚杂志和报纸写些稿子。

这样说来，我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像古清生和庄晓斌那样的自由写作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了

在这之前，当我看到有人辞去公职开始自由写作生涯的时候，大多数人抱以同情、遗憾、观望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

即使体制内生存有一千条不好，起码不会带来生存之忧，那些超脱体制的人自不必说，只说体制内的生存者，如果他们的命运同样是经过选择的结果，那么，同样可以认定他们是自由者，除非他们随波逐流，丧失了选择的勇气和能力。

其实，&ldo;五四&rdo;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脱离传统的大夫体制，获得一种独立地位，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

他们可以不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依附于权力，而是依靠著述、讲学、编辑、翻译等专长，独立地生存。

在身分趋于独立的同时，经济上也逐渐自立。

有专家对鲁迅的经济能力算了一笔账称：&ldo;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

钱，是他坚持&lso;韧的战斗&rso;的经济基础。

&rdo;但那毕竟是陈年老账，是昙花一现的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