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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2页）

三

吴三桂未受谴责反被褒扬，只是现象。

现象都有其根由，如不从根由上求解，我们对当时许多事情，都摸不到脉络。

帝制时代，没有我们现在的国家观念。

我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任何人不得凌驾于国家之上。

而古代宗法关系中，&ldo;朕即国家&rdo;，国是家的放大，君犹父，君主是这大家庭的家长。

循这种关系，帝制国家伦理对罪恶、仇敌的认定，以&ldo;危我君父&rdo;为第一顺序，此种人、事或势力，才是全体臣民不共戴天之敌。

而1644年，逼死崇祯皇帝的是李自成，不是满清。

在这过程中，依礼法论，后者不但无仇，反倒有恩。

它出兵与李自成决一死战，将其赶出紫禁城和北京，解除了明朝宗庙社坛继续为其所窃据、凌辱之耻。

因此，虽然自崇祯即位之初，虏、寇就并为两患，明朝久为两者同时夹攻，但此时此刻，明朝的仇敌是&ldo;寇&rdo;，不是&ldo;虏&rdo;。

对于后者，明朝如果不加感激，至少没有理由视为敌人。

就好比父亲被人害死，自己没有能力雪恨，多亏一个邻居施以援手，方替自己出了这口恶气，末了自己反对别人怒目相向，这叫什么？这叫&ldo;以怨报德&rdo;。

这种逻辑，任何现代人岂但接受不了，更觉匪夷所思。

笔者并不例外。

我在此娓娓述之，绝不表示认可。

作为经过民主思想熏陶过的我们，对君父至上、爱君甚于爱国的是非观，只能斥之&ldo;咄咄怪事&rdo;。

但是，回到1644年，这种是非观不仅不是&ldo;咄咄怪事&rdo;，反而无比真切，人们正是通过它来指导判断，决定言行。

而且，不单明朝的态度为其左右，满清当局的举措同样处处以此为考量。

在满清方面，对于入主中原一事，显然经过极精审的计划。

他们透彻研究了中国的伦理体系，深知如何获致权力合法性。

单说以武力推翻明朝，他们早有此能力，却一直在等待真正合适的时机。

当李自成作为造反者攻克北京、逼死崇祯皇帝时，满清意识到，最理想的时机出现了。

入关后的事态，也继续证明满清当局有既定、成熟的政治战略。

他们倾其兵力，一路向西追歼李自成，对黄淮以南的明朝则置之不问。

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捞取合法性，以便最终向中国臣民证明其君父大仇是仰赖他们方得偿报，乱臣贼子是由他们亲手化为齑粉。

在北京，他们还为崇祯夫妇正式发丧，令其入土为安。

第二年，当清军携带着李自成殒命的成就出现在黄淮北岸时，他们已经站在伦理制高点上，俯视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