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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另一源就是从郭嵩焘到他祖父、父亲这些人，&ldo;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rdo;。

当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他祖父正好在京，在一个酒楼饮酒，目睹火光冲天，拍桌号啕，旁边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于是悲愤南归，&ldo;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rdo;。

以后，在湖南与比他年长十几岁的郭嵩焘相识、结交，极为倾服。

郭出使西方，因为推崇西方文明，而被守旧的士大夫视为汉奸国贼，人人欲杀之而后快。

陈三立在一篇文章中对郭有过极高的评价：&ldo;痛言古今之变，得失之宜，数为夷务策讽议之，时不能用。

&rdo;见过大世面、有世界眼光的郭评价陈宝箴&ldo;倜傥多才略&rdo;，在日记中称许&ldo;此公见解高出时流万万&rdo;。

陈氏父子在思想上更接近郭嵩焘、冯桂芬和张之洞，早在1884年，陈宝箴就为冯桂芬倡议变法的著作《校邠庐抗议》撰序（百日维新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将此书印发1000部）。

甲午消息传来，陈宝箴痛哭&ldo;无以为国矣&rdo;，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

陈三立一度对康有为五体投地，说&ldo;中国有此人，即亡如不亡&rdo;。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让陈三立刮目相看，神往不已，陈宝箴也&ldo;以才辩器重启超&rdo;。

随着变革的展开，陈三立与谭嗣同、张通典等人的分歧日益加深，谭嗣同写给唐才常的信中抱怨陈三立和当初在武昌时&ldo;议论明通相反&rdo;，&ldo;判若两人，尤不可解&rdo;。

他们的分歧有些是具体事务上的不同看法所致，最根本的还是谭嗣同更接近康有为的急变主张，谭嗣同在《湘报》上赞美过康有为。

很明显，陈氏父子不认同康有为的激进态度，希望稳健地渐变，主张起用有经验而稳健的重臣主持变法，陈宝箴向光绪帝推荐杨锐，就是为了下一步推张之洞。

在他心目中无所谓新旧，没有新党、旧党之见，只知道要应时势而变。

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故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

所以他的挽陈宝箴诗中就有&ldo;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rdo;二句。

1898年5月27日，对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ldo;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

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

……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rdo;他奏请给康有为降旨，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ldo;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rdo;，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

在附片中他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ldo;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rdo;。

可见，陈虽对康的某些思想和冒进主张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动变法这一点上仍视为同道，他的奏折主要还是保全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