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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

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8]

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

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ldo;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

‐‐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lso;外宾&rso;，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lso;老实&rso;，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rdo;[9]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

人之最大悲哀，在于有苦而不可言告，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

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

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ldo;五四&rdo;风潮中并肩呐喊，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

后人曾以种种目光，来揣摩二人分手的因由，其实多以神秘的哀叹而告终。

或许，未来的学人于此中可演绎出许多故事，但那也只是吊吊世人猎奇心的胃口，要深味其中苦情，是大难的。

我无意在此多费笔墨，亦不想断定二人是非。

在人生苦海的面前，世俗的价值与理性是无力的。

我于兄弟间由挚意到分手的故事，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脆弱和生命的残酷。

&ldo;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rdo;，周作人说得极好。

在这样的人间里，人生的梦语、幻象都复归于一种虚空与寂灭。

人是最无法解释自己的动物。

当我们对己身与客体存在无法断言的时候，沉默，或许是最好的表达罢，此外，还会有什么呢?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

从后来鲁迅与三弟间的密切关系看，周作人在他们之间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

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

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

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

周建人后来回忆说：

这倒并不是因为周作人不愿意，而是为了家庭日常开支弄得十分心烦。

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

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

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在家译著有关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所以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了，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

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

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