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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第4页）

刘长远说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在我国各个领域逐渐开展起来，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起步最早，发展也最快。

其突破点就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但也是争议最大的。”

刘娜说道：“继1978年11月份，小岗村18位村民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以后，全省大约有1o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生产责任制。

到了1979年上半年，全国还有五个省的一些贫困的生产队也搞起了包产到户。

这说明了什么？这是人心所向。”

梁海涛说：“由于长期以来的思想束缚，就拿我们燕大经济系来说，不少老师和学生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形式还存在着很大的疑虑，担心这样做的下去会不会削弱集体经济。”

刘娜接着说：“更有一些人指责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失去了集体劳动和统一经营的优越性。”

梁海涛说道：“其实，我们当初在坪乡知青农场的时候，在不同的农活中，也采取了一些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然，主要形式还是定额定工责任制和联产到组责任制。

对于个别农活，采取包干到人、包干到户的形式，起到积极的效果。

比如清理大粪池，不仅是清理，还得负责挑到柑橘园里施肥，完成任务之后记一定的工分，通常是1oo个工分，也就是1o块钱。

采取包干的方式，工分总额不变。

五个人完成和十个人完成的工分总额一样。

一天完成和两天完成的工分总额都是1oo个工分。”

刘长远问道：“这个办法是谁想出来的？”

梁海涛回答：“是袁姗姗，就是袁启亮部长的女儿，当年她是坪乡知青农场的知青队长。

自从知青农场的养猪场和厕所建起来之后，每个月都得掏一次粪池。

一开始郭书记还不同意她的提议，说这是搞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

问题是不这么干，没人愿意下到膝盖深而且臭烘烘的池子里掏大粪。

包括那些从各个生产队抽调来的青年农民都不愿意干，一天下来浑身的臭味，用香皂冲洗三遍，三天都消除不了。

后来姗姗只能征求我、邱明仁、潘毅的意见，我们决定不让生产队知道，自己偷偷搞。

没想到这么一搞，大多数男知青积极性都很高，最后不得不采取抽签轮流的办法。

八个人干完，每人可以拿到十几个工分，这一天一块多钱了，比平时干活一天多了三四毛钱。

而且只要搭配好，又快又轻松，就是身上臭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