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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3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

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

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

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一个人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它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教育部长，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

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

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突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

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

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

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

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

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

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

在「大中国」的想象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

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

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

「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和其它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

但是因为他曾经经验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限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4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

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

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

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

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