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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ldo;相语以事，相示以巧&rdo;，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ldo;相语以利，相示以时&rdo;、&ldo;相陈以知价&rdo;，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ldo;见异物而迁焉&rdo;，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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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ldo;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rdo;。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

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台湾学者赵冈认为：&ldo;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rdo;他甚至认为：&ldo;明清以前的产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时期低。

&rdo;12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ldo;四民分业&rdo;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ldo;士农工商&rdo;。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ldo;末商主义&rdo;。

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ldo;士农工商&rdo;，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

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

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

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

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ldo;百工&rdo;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

《易?遁卦》曰：&ldo;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rdo;《逸周书?程典》曰：&ldo;士大夫不杂于工商。

&rdo;《礼记?王制》曰：工商&ldo;出乡不与士齿&rdo;。

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

《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ldo;工商&rdo;与&ldo;士农&rdo;并列，认为这些人是&ldo;国之石民&rdo;，他说：&ldo;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rdo;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ldo;士农&rdo;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ldo;管仲，其鄙之贾人也。

&rdo;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

当代史家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断定：&ldo;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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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年管仲提出&ldo;士农工商&rdo;，是以&ldo;士农&rdo;为优，&ldo;工商&rdo;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