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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2页）

汉布尔格警告罗尔夫，他的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一位同志丧失宝贵的生命，如果这件事情做不成，汉布尔格将永远不会原谅他。

罗尔夫最终还是同意了，但汉布尔格心里明白，他们的婚姻已不可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

那位同志在汉布尔格家住了大约两个星期。

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楼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

汉布尔格已不记得，是怎样向保姆和厨师编造关于这位暂住客人的故事的了。

不过，尽管他们缺乏共同语言，罗尔夫对这位客人的态度始终还是客气、友善的。

第2节动荡岁月

1932年春，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场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

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令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报员钱壮飞及时告警，才使中央转危为安。

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率领部下撤离之后，没有被顾顺章的叛变所吓倒，而是改变据点，机智地与特务鹰犬们展开了巧妙的周旋。

周恩来首先是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接任顾顺章负责特科工作，由康生从旁辅佐。

陈云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不久，潘汉年来到佐尔格小组的住处通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又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

汉布尔格后来回忆道，这一时期，除潘汉年外化名赵容的康生也到佐尔格这里来往频繁。

由于康生在苏联接受过政治保卫的训练，既懂业务又会俄语，常常和佐尔格闭门长谈。

不过汉布尔格印象最深的，还是跟随康生来的那个叫李士英的机灵小伙子。

原来，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后，特意打电报到北方局，将曾跟随他工作过的李士英调回上海，行动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第一组组长。

李士英以外来民工的身份在忆德里租借了一间石库门单间，一开始跟随陈云同志在法租界肇庆里的一家印刷店干活，陈云是账房先生，李士英是小伙计，老板是一位姓李的商人，他是陈云的朋友，但不知他俩的地下党身份。

白天李士英是个干活唯唯诺诺、殷勤卖力、沉默寡言的小伙计，晚上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大智大勇、神出鬼没的特科战士。

因为李士英负责保护康生的安全，经常随康生和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联络，一来二去，便和国际组织中担任交通的汉布尔格熟悉起来。

汉布尔格生性开朗，又会些简单的汉语，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换意见。

不久，中央特科根据形势需要，决定以革命的名义，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

在报中央机关批准后，特科工作人员将判决书以传单的形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散发，顿时引起敌特机关内部的强烈震动，被判处死刑者更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

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颇得敌特头目的赏识和重用，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

王斌熟悉诸多地下党员，四处寻踪，大肆抓捕，心狠手辣，血债累累，罪不可恕。

对这样一个对党危害极大的特务鹰犬，不尽早铲除，难以保障党的安全，亦难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