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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官场的诱惑是巨大的，权杖的份量无处不在。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相如死后不久，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接过史笔，在皇权之外展开了他的伟大事业。

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弄臣出现在诸侯列国，只要有本事让君王开心，就能跻身大臣之列，享荣华富贵，甚至傲视百官。

汉武帝时代，&ldo;文学弄臣&rdo;呈群体现象。

一大群文人围绕着武帝，枚乘，朱买臣，吾丘寿王，董仲殊，司马相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

他们直接影响了东汉的辞赋作家，像枚皋，班固，杨雄等人，粉饰太平，&ldo;润色鸿业&rdo;，超过了前辈。

汉朝中叶，政治黑暗，歌功颂德的东西尤其叫人难以容忍。

而吊诡的是，统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颂歌。

文人不比伶人、倡优之人，文人有学养，能思考，让他闭上眼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

杨雄写到后来，发现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

枚皋也觉得自己不伦不类，&ldo;深悔类倡&rdo;，倡即是倡优，耍杂技弄小曲儿逗帝王开颜的。

受诸子百家的影响，知识分子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够抗衡皇权;能量小的，则被皇权吸附过去。

这是政治的、文学的、心理层面的，也符合物理现象：质量小就定不住。

武帝时的史官，其实也在弄臣之列，&ldo;固主上所戏弄&rdo;，但司马迁很强大，汉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开膀子悄悄干。

这个人文现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

司马迁攻击皇权，发动正面强攻和迂回偷袭，战术不一而足，往往指东打西，地道战，持久战，能用的都用上。

多亏了司马迁，我们才拥有非皇帝钦定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和文学巨著。

司马相如，司马迁，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一个日子过得蛮好，精神却被阉割;一个遭冤案受宫刑，失去男人宝物，却令人吃惊地精气神十足，在文学兼史学领域，给中华民族留下无与伦比的文化珍宝。

他们的生命历程，分别完成了各自的隐喻。

这也太巧了，这是上天游戏人类的巧安排吗?

中国文学史，汉赋占一席。

我听朋友讲，对汉赋的研究本来很有限，是一个四川学者写了一本厚书，填补了这一空缺。

讲文学史，一般把汉赋放在两汉乐府之先，我以为无此必要。

乐府主要是官府采集来的民歌，词存曲亡，变成了民间诗歌，从形式到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都是正面影响。

汉武帝设乐府，是想观察民间的动静，听一听小民的声音。

估计他有点失望，因为赞美太少。

不过，他也没打算撤销这个机构，他的铁血统冶，除了匈奴人，无人能够构成威胁。

乐府采集民歌，持续近两百年，将一大批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刊行于世，其中的五言名篇如《陌上桑》、《孤儿行》、《艳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连同被萧统收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对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白居易、杜甫、苏轼等，都有启迪。

辞赋的特点是堆砌文字和装腔作势，而民间诗歌生动朴实，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

因其真实，就不会去卖弄文字。

两汉乐府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有怀念征夫的，有反抗赋税的，有指责丈夫花心的，有春天的爱情，有秋天的悲剧，有孤儿的眼泪，有穷汉的辛酸……《陌上桑》写乡间的漂亮女子罗敷，人与乡间风物皆如画，她断然拒绝高官的追求，还嘲笑他，数落他，弄得高官很难堪。

这类鲜活的形象，这些清新的情调，令人联想刘三姐和白毛女，联想邓丽君演绎的江南民歌。

细读这些乐府之后，再去反观汉赋，感觉更糟糕，几乎就是反面典型。

汉代的文学，有司马迁这样的模糊文本的大师，有两汉乐府交相辉映，汉赋应当靠后，辞赋作者的地位应当降低。

前面提过，我们并非一味地反对歌功颂德，当统治者的利益和老百姓趋于一致时，颂歌也会感动人。

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种上下和谐的局面少而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