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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父爱和母爱往往会陷入一种愚蠢的无以清明的境地，或许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原则性问题，直到那个受宠的孩子长大后打家劫舍的那一天，但我庆幸我生了个女儿，那种概率微乎其乎，因此在我一边检讨自己对女儿过份的溺爱时，一边却对自己说，没关系，我行我素吧。

我妻子一直扬言要对孩子上规矩，昨天女儿练小提琴时我妻子一遍遍地训斥着女儿的漫不经心，女儿一遍遍地尖声哭号，我印象中这是女儿受苦受难的一天，也是我妻子铁石心肠的一天，我在楼上如坐针毡，后来小提琴终于流畅而优美地响起来，后来我妻子上楼了，表情郁郁地对我说，不行，我听她那么哭心里会发酸，像有什么东西在擦我的心，今天奖赏她，带她上街买玩具吧。

上街前女儿已经是欢欢喜喜的了，我怀着某种暖昧之心问她，妈妈今天骂你了吧？女儿想了想，很认真很响亮他说，妈妈是为了我好。

妻子在旁边释然暗笑，我却不免讪讪无趣。

三日之家往往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许多言行存在着错误，许多错误的言行其实又没什么错误。

对于女性的印象和感觉，年复一年地发生着变化。

世界上基本只有两类性别的人，女性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因此一切都是符合科学原理和我个人的推测预料的。

二十年前我作为男童看身边的女人，至今还有清晰的记忆。

恰逢七十中代的动荡社会，我的听觉中常常出现一个清脆又宏亮的女人的高呼声，xxx万岁，打倒xxx，那是街头上高音喇叭里传来的群众大会的现场录音，或者是我在附近工厂会场的亲耳所闻。

女性有一种得天独厚的嗓音，特别适宜于会场上领呼口号的角色，这是当时一个很顽固的印象。

七十年代的女性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

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妇女的裙子则是蓝，灰、黑色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榴，最时鬃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自裙子，质地是白“的确良”

的，因为布料的原因，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

这种白裙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在我们那条街上，穿白裙的始娘往往被视为“不学好”

的浪女。

女孩子过了十八岁大多到乡下插队缀炼去了，街上来回走动的大多是已婚的中年妇女，她们拎着篮子去菜场排队买豆腐或青菜，我那时所见最多的女性就是那些拎着菜篮的边走边大声聊天的中年妇女。

还有少数几个留城的年轻姑娘，我不知道谁比谁美丽，我也根本不懂得女性是人类一个美丽的性别。

我记得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苍白而干瘦的女人，梳着古怪的发髻，每天脖子上挂着一块铁牌从街上定过，铁牌上写着“反革命资本家”

几个黑宇，我听说那女人其实是某个资本家的小老婆。

令我奇怪的是她在那样的环境里仍然保持着爱美之心，她的发髻显得独特而仪态万方。

这种发型引起了别人的愤慨，后来就有入把她的头发剪成了男人的阴阳头。

显示着罪孽的阴阳头在街头上随处可见，那个剃了阴阳头的女人反而不再令人吃惊那时候的女孩子择偶对象最理想的就是军人，只有最漂亮的女孩子才能做军人的妻子，退而求其次的一般也喜欢退伍军人。

似乎女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崇尚那种庄严的绿军装、红领章，假如街上的哪个女孩被姚选当了女兵，她的女伴大多会又羡又妒得直掉眼泪。

没有哪个女孩愿意与地、富、反、坏、右的儿子结姻，所以后者的婚配对象除却同病相怜者就是一些自身条件很差的女孩子。

多少年以后那些嫁与“狗患子”

的女孩恰恰得到了另外的补偿，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和住房以及其它方面的好处。

多少年以后她们已步人中年，回忆往事大多有苦尽甘来的感叹。

有些女孩插队下乡后与农村的小伙子结为伴侣，类似的婚事在当时常常登载在报纸上，作为一种革命风气的提倡。

那样的城市女孩子被人视为新时代女性的楷模。

她们的照片几乎如出一辙：站在农村的稻田里，短发、戴糙帽、赤脚，手握一把稻穗，糙帽上隐约可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的一圈红字。

浪漫的恋爱和隐秘的偷情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时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羞羞苔蔷穿过街坊邻居的视线。

这样的傍晚时分女孩需要格外小心，他们或者会到免费开放的公园里去，假如女孩无法抵御男友的青春冲动，假如他们躲在树丛后面接吻，极有可能遭到联防人员的突袭，最终被双双带进某个办公室里接受盘该或者羞辱。

敢于在公园谈恋爱的女孩有时不免陷人种种窘境之中。

而偷情的女性有着前景黯淡的厄运，就像霍桑《红字》里的女主角，她将背负一个沉重的红宇，不是在面颊上，而是在心灵深处。

没有人同情这样的女性，没有人对jian情后面的动因和内涵感兴趣，人们鄙视痛恨这一类女人，即使是七八岁的小孩。

我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两个女同学吵架，其中一个以冷酷而成熟的语气对另一个说，你妈妈跟人轧饼头，你妈妈是个不要脸的贱货！

另一个以牙还牙地回敬说，你妈妈才跟人轧饼头呢，让人抓住了，我亲眼看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