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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其实这是当时中国人的民族心理问题，不敢真正面对失败的原因，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羔羊（东北军）泄愤，以减少每一个国民其实都应负起的历史责任；而同时对西北军的喜峰口逆袭战果，作出过度的宣扬2，以证明是东北军太差，而非中国军力的不行。

事实上，当时东北军一样地在明知无法战胜的状况下，对日军攻势进行浴血作战，只是因为张学良下野，政府与舆论又要找东北军当成替罪羔羊，因此缺少公正的报道，而其实西北军一样有其脆弱的一面[3]。

事实上，当时蒋介石无法亲自率军北上指挥压阵的原因，是因为国民政府在江西刚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

同时汪精卫在热河作战之前，曾经亲访广州，当时广州政府领导人邹鲁就明白表示，假如蒋介石调兵北防热河，广州方面不但不会协助或保持中立，而是会出兵攻击南京。

中共在江西、安徽、湖北等各地苏区的部队，更是从中牵制了国民政府军队的移动。

当时的国民政府，无论是派晋军、西北军或是东北军的其它将领，都更加难以指挥中国的部队进行热河保卫战，甚至就连蒋介石亲率中央军与日本作战，结果恐怕也是好不到那去。

因为实情是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将领与部队，能够抵挡武藤信义所指挥的关东军的攻势。

113　人心向背是战争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中国军队在一二八事变的上海，可以打得如此轰轰烈烈，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可以困扰无敌的关东军，而华军在热河与长城之战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呢？就历史的角度而言，关键在于民心士气的支持。

因为当时无论是在上海还是东北，人民都是热烈支持华军抗敌作战的，因此中国军队可以在人民的支持下，越战越勇而有超水准的表现。

但在热河的状况刚好相反，当地的人民根本是利用机会反抗军阀&ldo;汤老虎&rdo;部队的虐政，因此华军在没有得到人民主动支持的环境下，张学良无法派遣缺乏国家意识，以及没有足够后勤的地方军队，事先进驻热河。

在作战时，缺乏人民支持的部队，其战斗表现，必然会在水准之下。

而日军的训练、编组以及武器装备，在接近三十年来的重点配置，都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与俄军进行野战准备，因此比较不知如何应付城镇的攻坚与巷战，也不知如何面对人民起义的游击作战。

日军在上海与东北地区的作战，既有轻敌的问题，又需要时间调整适应，因此日军的作战表现也就在水准之下。

但是日军在热河之战，刚好得到日军最为优秀的将领指挥，又可以充分发挥野战的能力，加上策反工作非常的成功，热河民团又有响应日军的军事行动，所以关东军在热河的作战，当然是得心应手、大有表现。

在热河保卫战之前，当时中国的舆论界，一天到晚地把政客与&ldo;报纸军事专家&rdo;的谬见，大量地加以渲染与散播这些见解，把一二八事变的中国军队能够暂时的守住阵地，当成日军战力其实不足为惧的证明，把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风起云涌反击，当成关东军战力不过尔尔的事实，舆情当然就会期待中国军队在热河再有杰出的表现，事实上，这些舆论可以说是爱国热情有余，但是对于事实了解缺乏，只会影响到整个战略的布局，更造成了引爆政潮的燃料库。

114　日军掌握作战的优势

当然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军进兵热河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楚，攻占热河，痛击华军，以切断关内对东北义勇军的支持，并且扩大华北分裂的局势。

但是中国军队的战略目标则并不清楚，张学良先是期望热河能够成为中日两国的一个缓冲，以尽量的拖延双方冲突的时间，减少东北军的伤亡，蒋介石则是把热河的保卫战，当成一场维护政局安定的牺牲打，作战目标不在保住热河（因为根本也保不住），更不是就此进行中日全面的战争，而是要给国人一个抵抗的交代，以安抚民心，同时能让日军多付出一些侵略的代价，而稍知收敛。

而关东军在武藤信义指挥下，犹如脱胎换骨般地发挥高超水准的战力，一扫过去受困于东北义勇军的形象，也是出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

武藤信义只以两个师团加两个混成旅团的部队，就敢大胆地发动热河之战，造成中国部队几乎措手不及的应战。

中国方面则是由于军力的调度，特别是后勤支持，有着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对于进驻塞北寒荒的热河作战，本来就是有些应付舆论压力的消极作战。

当时张学良真正的主力作战部署意图，不在热河而是在长城沿线抗敌，以确保河北平津，热河反而成为陪衬的作战，只要能有抵抗的表现就好。

不料热河作战的表现过于差劲，造成华北人心与军心的全面浮动，蒋介石只有在仓促之间北上，张学良负责请辞，蒋临时重新布局，在长城沿线与日军作战。

虽然当时各军在长城的作战，特别是中央军防守古北口到南天门的血战，几乎是以全师牺牲为代价，西北军在喜峰口与罗文峪甚至出现成功的逆袭，而东北军王以哲部、何柱国部与晋军商震部、傅作义部，在滦东也都有相当英勇的抗敌牺牲，但是当时中国部队，根本对于现代新式的火力所知有限，在长城地区坚硬地形难以临时构建有效的防御工事，而日军使用空军与重炮的优势火力，造成中国守军阵地几乎全毁，也就无法成功地对抗日军的攻势。

不过这系列的战斗，证明了中国军队的确敢于牺牲，不再是一支望敌溃散的&ldo;太监军&rdo;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