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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第2页）

在和厦门几家外资企业的中层干部交流之后，我了解到，所有的工厂都只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1250元（去年刚涨，以前1150元，之前960元、800元等都有过）‐‐给工人基本工资。

更多的钱，必须依靠加班换来。

这意味着，工人的月工资，在满勤、干够八小时、过一个星期天的情况下，只能拿到1250元。

所以，当我们在说一个工人一月可以挣到两千多、三千多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是指一个工人每天在流水线上至少要坐十到十二个小时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的。

一个年轻的工人，他每天必须在厂里待十个小时以上，才能够离开车间，回到宿舍。

工作是沉默的、枯燥的、机械的、没有任何生机的。

一些欧美外资企业，相对人性化一点，在操作过程中，可以说说话，休息一下，或听听音乐、喝喝水。

中国台湾企业和日本企业，走的是日本模式，军事化管理，讲究阶层，等级森严，丁卯分明，工作要有工作的样子，不允许说话、聊天，更不允许随意走动，即使上厕所也得一溜小跑。

长时间加班，再加上这些严格的制度，都会给工人心理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是，梁平用他特有的简单方式来理解这一事件，倒也意外地明朗。

他不愿意按照我的暗示来思考，也不愿意去思考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本质问题，单纯自信，满腹牢骚，但相信前途，抽象的、模糊的前途。

我在很多地方遇到过梁平这样的年轻打工者，他们对所遭遇到的事情朦朦胧胧，并不愿意去深究，对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更是很少去考察，他们关注的只是自身，这样的懵懂和单纯反而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

我最后问他：&ldo;将来会回梁庄吗？&rdo;

&ldo;回是肯定不回了，我想在县城买个房。

那时候我爸在家里盖房子，我不让他盖，说在城里买个房算了。

我爸不行，说是在城里买干啥？还要交啥管理费、物业费，说太贵。

现在后悔死了。

咱们县里房子现在也买不起了，一平方米都快到五千块了。

&rdo;

&ldo;会在郑州吗？&rdo;

&ldo;肯定不行。

你看我二哥，他们俩人都是上班的，都恁艰难，咱肯定不行。

&rdo;这样说时，梁平并没有多少忧郁，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对郑州没有多少渴望，他对自己的定位也较低。

这一点，他和梁东那深沉的忧虑形成明显的反差。

孤独症患者

2011年1月，我到厦门著名的城中村安兜村，去参观一位乡村建设者在此创办的&ldo;国仁工友之家&rdo;（厦门国仁工友之家：当代乡村建设者邱建生创立，是一个工友社区平民教育服务机构。

主要开展针对城市外来务工青年的免费教育培训，并在教育和小组活动中输入现代公民意识，促进工友群体意识的觉醒和价值认同，增进工友个体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提升。

）。

安兜村的主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窄小道路，有三四里地，不能通车。

左右两边是各种小商铺和小饭店，这些小店往道路里面延伸，侵占着本来就非常狭窄的道路。

道路的上空，被种种奇形怪状的条幅、标牌所遮挡，使得这城中村一直处于昏暗、潮湿、拥塞的状态。

在这巨大的昏暗中，住着十万之多的外地打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