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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二

以启蒙为其特征的18世纪，终于在其末期迎来了暴风骤雨式的法国大革命，而这个革命恰恰又是以其激进深刻的革命思想与相对完整的革命立法光照世界与经久旷世的。

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的这一特征大大受益于广泛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中世纪欧洲维系社会秩序的支柱有三：神权、绝对专制主义与社会等级制。

思想启蒙在这三方面都给予旧制度以深刻有力的批判。

在神权这条线上，从梅利耶（jeanslier）到伏尔泰，批判的锋芒都指向宗教、神权。

他们指出，宗教的根源是无知、狂热、欺骗，教会不宽容，教会是镇压异己的手段，提出用理性的尺度来检验基督教。

霍尔巴赫（barond&39;holbach）公开宣称宗教是人类进步的死敌，痛斥君主支持宗教是为自己的利益。

他在1756年《揭开基督教的面纱或对基督教原则与作用的检验》（lechristianisdévoilé，ouexandesprcipesetdeseffetsdelareligionchrétienne）一书中写道：&ldo;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它（基督教）仅仅是从迦勒底人、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借来的充满了谬误、荒诞的教条、幼稚的仪式的支离破碎的破布。

&rdo;

针对绝对专制主义，启蒙思想家尤其是孟德斯鸠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

同其时大多启蒙思想家不大相同，有&ldo;政治学之父&rdo;之称的孟氏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始终持一种冷静的科学态度。

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的理论并不始于孟德斯鸠，17世纪洛克已有明确论述，然而洛克将三权的基点建于五权之上。

孟德斯鸠的特点则是强调&ldo;法&rdo;的绝对权威，任何力量都无权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作出独断。

在后来的法国革命中，虽然有多种派系纷争，然而在树立法的绝对权威上，革命各派却从来未有分歧。

在批判社会等级制方面，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卢梭反对霍布斯&ldo;人对人是狼&rdo;的社会契约论，将社会理想化为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他的社会平等建立在天赋人权理论上，这一理论虽与法国大革命中的代议政府有异，但在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点上无质的区别。

代议政府承认治理与被治理的区别，但这并非源于人的不平等，而是来自社会分工的不同。

个人可以充任政府成员，参与治理社会，是由于他为生而平等的人们所认可。

革命的原则是：若无人民的认可，任何人无权治理社会。

这正是卢梭&ldo;主权在民&rdo;、废止社会等级、个体之间建立契约关系的现代政治理论的实施与推进。

卢梭学说是当时最激进的革命理论，为革命者提供了思考现实、认识现实（这一现实是历史的延射），使他们得以在现实中找到革命的位置，使革命免于盲从。

三

在迄今为止的法国革命史学研究领域里，在对启蒙与革命的关系上虽然众说纷纭，左、右派意见颇不一致，然而，任何人也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法国大革命是一股深刻的思想潮流与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撞击。

长期以来，启蒙与革命结成一对难分难解的孪生姐妹。

一方面，启蒙是革命的先河，启蒙思想孕育了革命，即使启蒙思想家并未预料也并不希望革命的到来。

另一方面，革命是启蒙的使者，是时代的先启，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它仅仅是将思想变为行动。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与领域的拓展，史学的认识逐步深化。

新的研究表明，理论与革命的关系往往是错综复杂、交互影响的。

启蒙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即是如此。

启蒙固然是革命的先导，但革命也并非总是被动地遵循理论的指引，尤其是当理论本身的创立并非为革命做准备时（相对的例子是，列宁领导的苏俄无产阶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实践者实际上自觉地从启蒙理论中吸取营养，选择性地接受，并尽可能开发其中的革命成分，摒弃不符合革命行动、斗争局势的理论。

革命是启蒙思想的产儿，然而革命更是其时代的产儿，如果抛开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不谈，革命是其时代整个文化思想的产物，这里不仅有同启蒙思想同时的各种思维，更有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机制及社会心态。

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中从斐扬党人到克伦特派再到雅各宾俱乐部执掌权力的逐渐递进的政治程式在思想上也是革命实践家对各种启蒙理论逐步扬弃的过程。

罗伯斯庇尔在大恐怖时期宣称他自己站在卢梭一边而反对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便是明证。

18世纪的法国虽然社会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然而人们的心理意识仍远远落在后面。

启蒙思想虽然有广泛的传播，但其主要触及社会上层（包括贵族与大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传播的渠道还十分不畅，其时昂贵的书价及森严的书禁更使启蒙思想的传输受到很大限制。

据估算，孟德斯鸠的《法意》（del&39;espritdelois，亦译为《论法的精神》）在其出版后的十八个月中再版二十二次，印刷三万五千册之多，在1759年一年中，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再版八次，《百科全书》征得四千名认购者。

但这种现象远非普遍，卢梭的《爱弥儿》远比《社会契约论》受欢迎，重要唯物主义哲学家拉梅特里（julienoffraydelattrie）的几乎全部著述，莫雷利（étienne-gabrielorelly）的《自然法典》（dedelanature，oudevéritableespritdeseslois）却鲜有读者，狄德罗仅仅作为戏剧家与《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才为人知晓，他们众多的大胆抨击宗教、社会的著述也罕有人问津。

传统虽在松懈，但仍然顽强地束缚着人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