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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2页）

我随即请来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冯晋臣同志，叮嘱他万无一失。

下午3时许，总理的灵车缓缓地离开北京医院，驶向长安街。

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道路的两旁，秩序井然，象往日迎候着总理的来，今日又迎送着总理的去。

灵车所过，哭声四起，撕心裂肺，人们翘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希望自己的好总理再看一眼他心悬不下的人民。

灵车最后驶入八宝山，总理的遗体静卧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邓大姐向她的亲人、战友作最后的告别，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任其宣泄，一下子扑向总理的棺椁，嚎啕大哭，希望唤醒总理，希望留住总理。

最后的告别终于不可避免了，在人们的哭唤声中，身穿崭新制服的殡仪工人恋恋不舍地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炉，熊熊的烈火燃起，总理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

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邓大姐在总理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总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

邓大姐不愧是周总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总理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总理再在这里歇歇脚。

我自1952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

我知道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就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厅内的一切摆设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摆放的。

总理为设立台湾厅曾倾注了大量心血。

当时，我具体管理台湾厅从立项到建设的全过程。

那时，林彪想要搞个什么他个人的纪念馆，总理力主要建台湾厅，并得到中央的同意。

我记得台湾厅的好多石头、砖块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

台湾厅挂什么画，也是总理经过考虑精心挑选的。

厅中悬挂的一幅郑成功画像，是总理吩咐我到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同志调来的，总理同时嘱咐我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暗示蒋氏父子不要卖国。

由此可见，总理用心之良苦。

还有台湾厅的说明词也是总理亲自拟妥改定的。

1975年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向周总理志哀。

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ldo;四人帮&rdo;千方百计地阻挠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叶帅和先念等同志据理力争，才使小平同志得以代表党和人民向他的亲密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

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同志光辉的一生，他眼含热泪，情真意切，全场一片呜咽之声。

我的老伴杜希健同志当场哭晕过去，从此她的身体便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