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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2页）

虽然在情感上与思维的超常上，周作人尚不及鲁迅，但他的人道感，庶几可露之于笔端，使我们也看到了他精神世界中愤世的一面。

毕竟因为是有了这一面，人们对他后来的失足，便抱有更大的惋惜，倘若在气节上一以贯之的话，或许，文学史中的周作人，会是另一种样子吧?

晚年的周作人，回忆此一段历史，认为鲁迅是对的，文字也好。

言外之意，自己不如鲁迅深刻。

但是20年代以后，周作人越来越远离鲁迅式的斗士之路，走向了绅士之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各树一旗，互不相让，甚至也有相互批评的时候。

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小品文的问题。

性灵小品，是周作人最早倡导的。

这一思路，来自于对晚明小品散文的发现。

喜欢性灵之作，非遵命之作，并无何坏处，中国文人多有此种嗜好。

但在乱世之中，谈所谓闲适与淡雅，对受难的奴隶，就未必是好事。

周作人提倡非功利的艺术之作，后人看之，亦无过错，但这种&ldo;性灵&rdo;要&ldo;雅&rdo;起来，便要附带两个条件。

一是有&ldo;闲&rdo;，二是有&ldo;钱&rdo;，倘无此，无论怎样也潇洒不起来的。

鲁迅与周作人在此点上的冲突，或许是此种因素造成的。

1926年，周作人在《〈陶庵梦忆〉序》中，便表明过自己喜欢&ldo;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rdo;。

1930年在《〈近代散文抄〉序》中，他强调&ldo;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rdo;。

同一年所写的《〈草木虫鱼〉小引》则云：&ldo;我们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

&rdo;30年代后，谈&ldo;性灵&rdo;、&ldo;闲适&rdo;小品的文字更多，对&ldo;载道&rdo;以外的&ldo;言志&rdo;之作，大加赞赏。

周作人提倡小品，一是出于读书之爱好，二是出于对现实的反动。

就前者而言，有益神养趣的一面;对后者来说，乃扭转功利主义或虚伪文艺。

这里有周作人的苦衷，或说大的人生无奈也未可知。

他是在看到了社会实在太黑暗，便选择了这一条道路。

所以左翼文人过度攻击周作人，而忽略其文化隐喻的一面，实在是偏颇之举。

鲁迅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

但当他看到林语堂在《论语》、《人间世》发挥周作人的思想，大谈性灵小品时，便看到了其自身于社会的一种负面价值。

1933年，鲁迅撰写了《小品文的危机》对林语堂、周作人的思路，给予了不客气的批评：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ldo;小摆设&rdo;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ldo;小摆设&rdo;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ldo;小摆设&rdo;了。

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这就是所谓&ldo;小摆设&rdo;。

先前，它们陈列在书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虾蟆，应该称为&ldo;蟾蜍砚滴&rdo;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

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ldo;清玩&rdo;。

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

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船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