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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第2页）

虽然造纸术这一伟大发明对后世来说具有无可估价的重要性，但从保存中国文学作品的角度看，这一发明也许过早了。

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是一个纯粹的福音。

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出发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

汉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历史上。

历史著作是一个指望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现在的民族所欢迎的。

中国的五部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里包含有大量的各种史料。

但是公元前1世纪时，出现了一部其内容比那时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复杂得多的历史著作。

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

《史记》是父子两代人合写的，不过通常认为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分。

司马迁作为朝廷的史官，有博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

此外，他还广泛地周游了全国各地，周游期间，利用了各地藏书楼的资料。

所以他撰写的这部史书与其说是一部有独创性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

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

正如他谦虚地解释的，&ot;我的叙述仅仅是使过去传下来的材料系统化。

因而，不是创作，只是如实地表述&ot;。

这种方法有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

不过另一方面，它确也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

《史记》总共约150万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

它共有130章，包括编年史、清王朝年表、汉朝名人传记和有关礼仪、音乐、占星术、天文学、经济、外国风土人情等的各种论述。

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ot;天命&ot;这一观念。

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上帝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

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帝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

因之，中国史学家虽然常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

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

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