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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第2页）

他一听我说日本话，马上态度转好，扶我起来进门。

另外一个日本医生问了几句病情，便给我打了一针，吩咐扶我进来的那个日本人送我到传染病室。

次日，日本人来盘问了我一番，他们知道我曾去过日本念书，表示很高兴，嘱我好好养病。

从此，一路上我就利用日本语作为我和另外几位难民的“护身符”

。

船在苏门答腊海停留了一星期后就开动了。

开往何处，谁也不敢问，只能听天由命。

三、困在日本九州

约近1月底，气候转寒，我病虽好，但仍体弱无力。

日本人忽然告诉我们：“天气很冷，大家把御寒衣服拿出来，明天到达日本九州。

在九州门司稍歇，换船后再去上海。”

第二天中午，在门司上岸后，难民们分散居住，我和张女士、黄女士母子被送进一家日本旅馆，等候换轮船。

各人随身带来的日本军用币，除留下少数外，其余都被收去存银行，不能随便动用。

这时候，张、黄两位哭着求我帮助。

我同情她们，尤其三岁的娃娃，我就答应了。

其实，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

此后，我便是她们的带队人了。

我们午饭后，在日本巡警的监视下出去逛街，想洗澡，吃顿中国饭，打个电报给在马尼拉的女儿。

谁知街道上所有餐馆、商店全都关门，只有一家西药店在大门上开了一个小洞，出售药品。

街上到处贴着防空标语，天色暗淡气氛萧瑟，穿着和服、木展的来往男女路人，看上去没有一个不是愁容满面的，个个低着头往前匆匆地走。

从他们紧张的神态里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们是在绝望和失败的边缘上挣扎着。

满街凄风苦雨，景象惨淡。

虽然我在马尼拉饱尝战争滋味，但在这里看到这种景象，亦不免感到胆战心寒。

我们先到电报局拍电，电报员带着一副死气沉沉的脸色，冷淡地对我说：“马尼拉电报已不通。”

我急着问他：“什么时候不通的？”

他说：“已有三个多礼拜了。”

我才恍然大悟，这一定是五号那天，船刚离开马尼拉海湾时，美军就开始反攻了。

于是我又喜又急，喜的是战争快要结束，日本法西斯即将寿终正寝；急的是在马尼拉的两个女儿和其他朋友们不知怎么样了。

我答应她们到了台湾就打电报的，自己还在半途中，而且偏偏又被阻留在日本九州——敌人的本土。

要是一旦不幸而被炸死在这里，多么冤呢？我就这样胡思乱想地走出电报局，和大家一起去澡堂。

我们一进门，刚把鞋子脱掉，一个日本服务员上来，一反常态板着面孔对我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