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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2页）

&ldo;不能随便抓人，还要仔细考虑一下……&rdo;赵处长还要说什么，又不说了。

当时我脸很红，后悔失言。

一个犯人，怎么能在政府人员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第一，忘了身份；第二，还是军统特务作风，随便抓人，不管证据够不够，抓来再说；第三，这样暴露自己的缺点，赵处长还能相信我吗？

我与门光第谈天，他从哈尔滨到长春，做投机倒把的买卖。

在沈阳与长春之间联络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认为可疑而被捕。

他被捕在五月底，进监较晚。

对这次大镇压，他说：&ldo;这是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长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押在公安总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满了人。

4月26日晚上来一个大逮捕，别的都市也是同一天抓的。

公安局有一个科长与我同学，这个科长姓&tis;，他告诉我那天夜里，把公安局的干部都留在总局，不准外出，口令是&lso;交通&rso;。

到了晚上7点，全市公安人员出动捕人，到5月15日这天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一次枪毙了150多人。

叫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后面战士用机关枪扫射，第二次又枪毙了50多人，两次有200人。

这两次，我都在场，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建军的，还有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

听说北京、沈阳枪毙的更多。

还有已经判了徒刑的，这回也枪毙了。

&rdo;

他这一说，我感到后悔，5月15日我还不怎么害怕，认为不会枪毙多少人，可听他这么一说，判了刑的还有处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险的了。

所幸没有被枪毙，又活到今天。

是不是还有第三次镇压？那就听天由命了。

共产党怎么说怎么有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杀也有理，杀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枪毙了，我比陈牧还多活了一年多，这也是宽大，不过我认为不会再枪毙我，我是北满军统特务宽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枪毙了，那人们就只能说，没有宽大，全是惩罚。

况且我努力争取，也有成绩，到今天不会枪毙我了。

我虽然这样想，恐惧的心情还是有的，这是内心的矛盾。

为什么有这样矛盾呢？因为我对镇压与宽大的标准和依据还不知道，虽然毛主席说&ldo;可杀与不杀之间，不杀&rdo;，但是其间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不知道。

因此，有恐惧的心情也毫不奇怪。

不过这时的恐惧与1949年春天的恐惧不一样，现在的恐惧不严重，刹那间就过去了。

楼上十个组展开交待问题竞赛，每个小组长都很焦急，要走在前头，作出成绩，互不相让。

因此，出了偏差。

首先，第六组组长李中候逼迫他那屋的一个犯人交血债，没交血债，不叫吃饭，不给水喝，接着又开始打人，罚跪。

打人的情形各组都听到，看到了，因为同在一个圆楼，没有前窗，只是铁栏杆。

各屋的事别屋能听见，看见。

我把打人的事对宋所长反映了。

在宋所长还未制止的时候，第三号、十号、七号，也都接着打起人了。

于是宋所长把十个组长集合到后院进行了批评，强调不许打人！

打人犯错误。

宋所长虽然这么说了，可是李中候、沈重等人认为是为了促进同犯交待问题，打几下没关系，因此依旧打下去。

这样一来事情严重了。